创新中见功夫——《中国庄学史》读后
陆建华
学术的创新有赖于新方法的运用、新材料的出现，也有赖于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更新。熊铁基先生以史家之身份、哲人之睿智迈入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殿堂，以拓荒者的勇气和艰辛，上下求索，不断寻觅学术研究的新目标，继开拓出秦汉新道家、中国老学等新领域，完成《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秦汉新道家》《中国老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等代表性成果之后，又将哲思的目光投向庄学界域，与刘固盛、刘韶军两位先生精诚合作，撰成学术界第一部系统论述庄学形成与发展的50万言巨著——《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该书之功不限于开创、拓荒，更在于其中的精深见解。
历代学者注《庄子》、解《庄子》，从总体上讲分为文字层面的治《庄子》和义理层面的治《庄子》两大类型。前者着力于名物训诂和文本考订，后者着力于理论阐发。就理论阐发来说，又分为阐发《庄子》文本精义和借《庄子》抒发己意两种。该书虽然立足于理论层面研究庄学及庄学历史，但是，又依据不同时期庄学著作的类型、特质，庄学变化发展的具体情况，给予文字层面的治《庄子》者及其治《庄子》成果以相当篇幅。既再现了庄学在其客观进程中历史的真实，同时也体现了该书作者深湛宽厚的学术功底。此外，历代治《庄子》者中有道家人物、道教信徒，也有儒家学者和佛教僧侣。它反映了《庄子》与儒佛道（道教）三教之交互影响。可以说，魏晋以来的庄学是《庄子》、道家与儒佛道三者互动的产物。熊铁基先生等谙悉庄学演进的此种情形，将庄学放置于儒佛道（道家、道教）互“绌”互斗又互相取长补短的复杂背景与多变关系之中，力图揭示庄学在玄学化、道教化、佛学化、儒学化等多种形式下曲折前进的真实过程，以及庄学在其曲折前进过程中对于儒学形上化、佛教中国化、道教义理化等的深刻影响，使庄学的研究兼具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深度。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受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直接或间接“操纵”，庄学也不例外。该书在揭示庄学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逻辑进路，探求每一时代庄学的面目和特征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坚持注意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条件”，“特别注重学术文化的背景和条件”[1]，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入手，探究庄学演变进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场景，解析这种基础与场景对于庄学产生何种性质及程度的影响。由于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有其特殊性，其对庄学发生影响的方法、渠道、过程等各具特点，该书各章讨论各个时期庄学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时集中论述此种背景的独特面貌及其对于庄学所产生的独特价值，从而在庄学与时代的相互制约、彼此促进中揭露庄学发展的内在原因之外的外在的社会因素。
就庄学自身来说，《庄子》中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可谓庄学之根基，“两千年的‘庄学史’，主要内容是古人对《庄子》的理解和看法”[2]。弄清《庄子》之思想实质和理论内涵乃研究庄学、庄学史的首要任务，对《庄子》解读的精确程度直接决定庄学史研究的质量甚至成败。为此，熊铁基先生一方面力避现代学科分类和现代学科体系对于解注《庄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遍集古今治《庄子》者解《庄子》成果，参悟《庄子》真义，将《庄子》思想归结为逍遥论、自然论、无为论、齐物论等，深得庄子及其后学之旨。就庄学发展来说，魏晋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有著名的治《庄子》者，庄学在学术层面始终是显学。相应地，魏晋而下的庄学易为人知，其研究成果时有所见，而秦汉之时无庄学大家，亦无流传至今的庄学著作，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这一时期的庄学“暗而不明”，研究成果相对贫乏。基于此，该书专辟一章“秦汉时期的庄学”，探赜索隐，条分缕析，发掘庄学在秦汉时期的存在与行进面貌，论证《庄子》对秦汉新道家和汉代儒学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揭明《庄子》与汉代经学的深层联系，其用力之深，令人敬佩。另外，就该书附录而言“20世纪《庄子》研究资料简目”收有20世纪近180部庄学著作，便于读者通过“简目”泛观现代庄学轮廓，也为读者研究现代庄学提供了初步的“阅读指南”。
总之，《中国庄学史》是一部开创性、高质量的庄学研究和道家研究的学术巨著，它为中国哲学与道家文化的研究不仅仅开拓出了新的天地，而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原载《学术界》2004年第5期，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注释】
[1]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8页。
[2]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