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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历史学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就您的认识和推测，对历史学的发展前景，我们应有怎样的期待？

熊铁基：史学面临的困难，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史学始终有它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似乎报考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多，历史专业的学生找工作也有一些困难，某些高校历史教学和研究人员也有所减少。这类现象不是史学本身的问题，是社会发展和教育体系的问题。过去在一个省里，只一两所学校有历史系，现在有十来个历史系，哪里需要那么多历史教学和研究人员呢！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分散在各行各业，被分配教育部门的人，教什么课的都有。如果把大学的学习看作培养文化素质的基础，那么学习什么专业都可以。其实学习历史的人，干什么都不会比别人差，甚至还有过人之处。至于需要多少人来做历史教学和研究，也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还在70年代末，我们曾鼓励学生学习历史，说日本有500人研究宋史，那时在国内似乎找不出多少专门研究宋史的人。到底应该有多少人研究宋史？怎样算是研究宋史的人？这都是问题。还有史学的普及和提高、数量和质量等问题，看起来都很突出，但随着各种条件的改善，这些问题总会逐步得到解决，当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就史学发展来说，我觉得关键是质量问题。在当前普遍有点心浮气躁的情况下，如何培养一批有志之士，真正关心史学的发展，决心为史学发展做出贡献，是一件特别值得关注的事。对此，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老学者有责任，真正有志的年轻学者也应该有这个觉悟。

至于学科的发展，必须跟着时代前进。拿编写教材来说，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有范老主编的教材、吕老主编的教材、翦老主编的教材和郭老主编的教材，但是我们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起，全国许多高校都编过不少同类教材，后来许多专科学校也编。这些都多少被使用过，为普及历史知识和培养人才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过较大的作用，如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二十多年来被广泛地采用。而今在朱先生的带领下，一批中青年学者准备用新的思路重新编写一部《中国古代史》，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可能的。教材关系到下一代的培养，今后的史学工作者都要经过一个基础学习的阶段，教材对学科发展的作用就在于此，同时它也反映着学科本身的发展。

从学术研究来看，以秦汉史研究为例，过去人们学习历史都是从《史记》《汉书》开始的，研究中国古代史也多半从秦汉史开始。有的人甚至在秦汉史搞过一阵子，就离开了史学研究，因为研究的人很多，秦汉史领域的学术问题，几乎没有新的了。可仔细想一想，事实并非如此。在新的学术条件下，仍可以研究秦汉史。新出土了许多资料，令人欣喜不已，这时往往会产生新观点。但要得出新观点，又必须熟悉老问题。对老问题不熟悉，不重新加以审视，新材料的研究恐怕很难进行，也不会搞出什么名堂。重新审视老问题，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我近年来在看“秦始皇的最后十年”“汉人改造先秦典籍”“刘向校书”等问题时，都多少有些收获。只要你不人云亦云，能熟悉地掌握资料，特别是阅读原著，认真地思考问题，就能把研究引向深入。

最后要说一点，学术是没有国界的，对同一个国家的历史，或者同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在研究，外国学者也在研究，并且因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观点，这就应当相互借鉴。特别是在国际汉学界，有不少学者专攻中国历史，涉及历史的各个领域，也有不少突出的成就，更需要多加关注。

写完这篇访谈录，笔者觉得言不尽意，铁基先生还有不少说法，也能给人以启迪。比如他说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新东西，但愿都不犯这样的错误。又如他特别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相互理解、支持和鼓励，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再如他认为学无止境，对于自己的学术著作，总是说“下一本最好”。这些都值得反复品味。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