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真至善的人生境界

回想六十多年的治学经历，熊先生由衷地说：“我觉得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要“适乎社会潮流、合乎人群需要”，这是熊先生做人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无论男女老少，他都能和大家“玩”在一起，广受尊重和喜爱。几十年来，他的热心快肠、助人为乐尽人皆知。在他的培养和带领下，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一大批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年轻学者成长起来，成为不同岗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说到做人和治学，熊先生特别推崇“道德文章”的说法。他认为，做人，特别是做一个文人，要把两者统一起来。说得具体一点，一个人对自己思想品德的要求，和他的学术成果的质量是有关系的，很难设想一个名利思想极重而又不思改正的人，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学问，会有高度的责任感去写文章和著作。熊先生常常教导学生：“粗制滥造的做法往往和急功近利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做学问也要讲“实”，一个是功夫问题——扎实，一个是态度问题——老实。

对于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熊先生从不避讳。他认为，无古不成今。研究历史要为现实服务，是不应该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自古以来，学习和研究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说得就很明白。直到今天，我们讲不忘历史，讲传统文化，都是为了现实，也是为了将来。正因为此，在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上，史学始终有它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201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熊先生的《研究合为现实而行》的文章，再次明确阐述了他的“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的主张。熊先生说，“任何历史学的研究，都需要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关键是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为现实服务中必将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更好的上乘之作”。常有人问熊先生，几十年来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熊先生总是谦虚地说：“已发表的著作或论文，过一段时间看，总会发现一些遗憾或不足。像球王贝利的下一个球最好一样，我的下一本、下一篇才最好。”

熊先生的学术之真、生活之真，令人叹服。如今，八十多岁高龄的他，仍坚持每天打乒乓球，和年轻的学生们攀谈交流、微信聊天。

“清风一日来天阕，世上龙涎不敢香”，闻名遐迩的桂子山，成长起了一株又一株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也培养着一代又一代奔赴祖国四方的栋梁之材。有多少像熊先生一样的园丁，深深地扎根在这里，无论春夏秋冬、斗转星移，不变的是一生的守候。

（原载《中国宗教》2016年第8期，作者单位：国家宗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