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的印象中，熊老师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人。情有亲情、友情、同事情之类，我较为熟悉的是熊老师的师生情。对为自己付出了心血的老师，如本系的张舜徽先生、喻存粹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吴泽先生，武汉大学的进修导师唐长孺先生，熊老师一辈子都抱有崇敬之心，或生活上关心，或学术上评价其成就。这在张舜徽先生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1992年11月张舜徽先生逝世后，家属提出后事从简，校方对此就没再做安排。熊老师认为，张先生是我校历史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又是我校最早的两位博士生导师之一，对学校学科建设有特殊贡献，学校应该出面庄重纪念。他在当天上午就赶到行政楼，遇到学校领导正开党委常委会，他直接闯了进去（后来他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闯常委会，后来因他事还有一次）。经过熊老师的陈说，校领导马上改变主意，郑重其事地安排张先生的告别仪式。然而，对学校指定的张先生悼词的起草人，熊老师并不放心，他私下让我也写一份备用。于是我到历史系党总支去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然后花了一天多时间，写出了一篇《张舜徽先生生平》，其中包括对张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以及张先生对学校建设的贡献。果然，两天后指定人的悼词与张先生子女见面时，没有得到认可。熊老师立即拿出我写的那一份，张先生子女表示首肯。在筹办告别仪式争分夺秒的情况下，我的稿子解了燃眉之急。学校戴绪恭书记马上批给校打印室打印两百份。关于张先生的生平简介，我是经过不少推敲的，成为后来人们评价张先生的重要参考。当然，其缘起是熊老师的未雨绸缪，我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到要让我做“地下工作”的。为张先生的最后一次庄重送行，熊老师是学生辈中最尽诚心的人。

此后，熊老师又为阐扬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了多方面的工作。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出版“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由我主编，范军教授任责任编辑），熊老师提交了情真意挚的《忆舜徽先生》一文。文中从教书、读书、写书三方面表达“作为一个有幸相随四十年的学生”对张先生的特殊感受，并把自己同张先生在学术和政治活动中的交往放在教书一节。如从五十年代末的“拔白旗”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批判，既写出了张先生的宽宏大量，也写出了熊老师自己的赤子童心。2011年，在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熊老师又撰写了《向张舜徽先生学习什么》一文。在对张先生学术成就进行总体评价后，他把张先生的治学为人之道归纳为四点：一是尚通，二是贵恒，三是诲人不倦，四是待人宽厚。每谈一点他都举出具体事例为证。为了推动张先生学术思想的探讨，他还安排自己较早的博士生刘筱红女士研究张先生，撰写以《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在张先生学术专题研究上开风气之先。

上面的师生情是对上，即对老师。对下，即对自己的学生，熊老师同样充满深情。我所熟悉的主要是他在博士生培养上的情况，因为他宴请首届博士生的家宴我就在场做陪客。何以有此美遇？这里得略微交代一下我与熊老师之间的亲近过程。在刚进大学上古代史课时，熊老师因到京山分院参加“教改”等工作未给我们年级上过课，起先我并不怎么熟悉咱们这位老师。研究生阶段认识了熊老师，还得到他的一些帮助，硕士毕业留校后又在一个党支部下活动，从各方面了解到他的学术成就，因而尊重他。但由于年龄上的差距，工作学习之外还没有深入的个人交往。是张先生逝世后熊老师的奔走呼吁，一下拉近了我们的心灵距离，从此有了不少共同话题。在他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时，我和同学马良怀兄无论从言论上还是行动上，大概可算他本单位中青年教师里最坚定的支持者。1993年，他的博导申报获得批准，我们为之高兴。他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张舜徽先生所创建博士点的接棒人，或许是他真心相随张先生四十年应得的福报吧。因此，1994年他首次招收博士生，宴席上便有良怀兄和我在场。那次宴席的盛况和趣事，估计其他当事者会有详述。我提及此事，只想说明熊老师指导博士生是在一种欢快的气氛中启幕的。

对博士生的学业，熊老师关心很到位，时常会到他们的寝室中去看一看，既了解他们的需求，也起到督查作用。当然，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需要制度的保障。几十年中，历史文献学专业严把招生关、开题关、预答辩关，效果很好。比如论文开题，熊老师绝不当“好好先生”，总是毫不含糊地指出学生论文设计中的缺陷，为他们的论文结构和观点提炼出谋划策。有的论文开题被批得很惨，还得重新再来一次。由于学风严谨，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质量总体上是比较高的。在历史文化学院获得历史系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后，二级学科博士点更多了。熊老师提出，“古”字头的专业不能截然分开，应该上一些大课，让博士生的视野更广阔，不同专业的人有更多的交流。这些，都是熊老师设身处地为博士生着想而采取的得力措施。

为了提高博士生的眼界，熊老师想他们之所想，不在乎花费自己的时间。1995年10月中旬，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16届年会在贵阳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学勤等著名学者与会。熊老师为了让学生们多见世面，便带上4位首届博士生前去参加，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游学吧。在熊老师的关照下，这些人在会议期间的学习和生活都如鱼得水，异常欢快。游览黄果树瀑布等景点时，熊老师与他们打成一片，还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对首届博士生，他下决心要请高规格的评审和答辩专家，如北京那边就邀请了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给这两位先生的材料，是让我利用开会的机会带过去的，其中给裘先生的材料我还送到了他位于蓝旗营的家中。后来答辩时，我又将裘锡圭先生从北京专程请来主持。答辩会后，熊老师和夫人李雪松老师又陪同裘锡圭先生夫妇前往宜昌旅游几天。行程由在三峡大学工作的王作新博士安排，几位老先生玩得很畅快。我还记得，熊老师把裘先生治疗眼疾的药水储存在我家冰箱中，他们返回武汉后的午餐是在我家将就的。为了博士答辩有一个美好的开头，熊老师真够费心费力的。

熊老师在亲情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有几点仍然值得一提。一是熊老师和李老师对双方父母的孝敬之心。由于学校长期没有启动职称评聘，直到20世纪70年代底熊老师还只是讲师职称。按那时武汉地区高校的工资标准，讲师每月通常是59元。李老师职称评聘更晚一些，他们两人多年每月工资加起来只有百十元，需要养育两个小孩，经费明显是不充裕的。熊老师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的生活状况，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们那时是枕着算盘睡觉的。”意思是生怕大手大脚，在下月发工资前已经手中空空如也。尽管如此，熊老师和李老师每月照例都要给双方父母各邮寄5至10元生活费。这一做法坚持了多年，是他俩践行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二是熊老师夫妇之间的相互体贴。据我的观察，熊老师和李老师都不是爱挑剔的人，生活得很和谐。2002年8月下旬，安徽大学主办“新世纪历史文献前沿论坛”，邀请国内有关学者前往，可以带家属。熊老师和我在邀请之列，也就循例各带夫人，四人同乘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前往合肥，一路兴致盎然，聊得开心。加上会后组织同游黄山，有较长时间近距离的朝夕相处，我们两家增进了友谊，我对熊老师、李老师的融洽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俩几十年患难与共，体贴入微，外人可以看到他俩有学术上的信息交流，更多的是生活上的相互支撑。客观地讲，那个阶段李老师身体好，照顾熊老师更多一些，不时会叮嘱“铁基”一些注意事项。而在2013年李老师患病之后，熊老师则很快转换角色，料理李老师的饮食起居和疾病治疗，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三是熊老师的舐犊之情。熊老师疼爱子女的事，我亲身经历了一次。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的公子嘉忠君在山东大学读书。熊老师得知我到济南参加会议的消息后，马上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托我带给嘉忠，还说一定要见见嘉忠本人。当我走进嘉忠的寝室时，嘉忠正靠在床头看书，看来嘉忠学习是勤奋的，自律性很强。我回校后将此情景描述给熊老师，熊老师听了很高兴。父母之爱子，当为之计深远，熊老师就是这样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