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一般的同事

受十年“文化大革命”影响，当时各条战线都人才紧缺，亟须补充。因此，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毕业时根本不愁找工作的问题。虽然是国家统一分配，但大都能分到较好的单位，不像现在，即使博士毕业，如果不是非常优秀，也很难在较好的高校受聘长久教职。七七级同学中本科毕业即有留校任教者，我们班上有三位学姐因十分优秀而留在历史系担任老师，还有一位男生留校在教育系任教（即周洪宇，现任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科毕业时，我与同窗马敏一起考取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章开沅、陈辉、刘望龄老师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在华师领导的关照下，我们这届研究生得以提前毕业。从时间上看虽只提前了两个月，但就年度而言却提早了一年。硕士毕业后，我与马敏都留校成为历史系的老师，马敏更具远见，不久又考取博士，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而我却不思进取，没有报考博士。

自留校之后，我与熊老师的关系就从先前单一的师生关系，变成了老师、同事的双重关系。虽然熊老师研究古代史，我研究近代史，而且我留校时历史系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和印度史研究室，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独立建制的历史研究所（印度史研究室后来又回归历史系），地址在新建的科学会堂，与历史系并不在同一幢楼里，但毕竟同属历史学科。在校园里碰到熊老师，他都会关心询问我个人的教学科研情况，在做什么课题的研究，同时也关注我们研究所的各方面相关情况。印象中，熊老师勉励的话居多，常说历史研究所的科研条件好，只要努力就能够取得更多的好成果。

在这数十年间，华师的历史学科曾走过分分合合的历程。到1995年，历史学科向教育部申报国家级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经严格评审获得批准。于是以此为契机，从历史系分出去的历史研究所和历史文献研究所，又三合一成立了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成立后，我与熊老师的同事关系更加紧密，交流也明显增加。马敏是学院成立后的首任院长，数年之后他到学校担任副校长，而学校组织部为新院长人选在学院广泛征求意见，没想到组织部部长告诉我，很多老师都推荐我担任院长。这实在有些出乎意外，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从未想过能出任学院领导职务。起初我无此意愿，后经学校和师友鼓励，勉为其难地担任了院长。

做院长之后，我与熊老师以同事身份的交流就更多了。熊老师对华师历史学科的发展史和学院每一位教职工的情况，似乎均无所不知，每次要了解学院的一些情况，向熊老师请教都能得到比较详细的解答。此外，熊老师对历史学科的发展始终十分关心，经常对我说，近代史有章开沅老师这面大旗引领，下面又有这么多得力之人，肯定能够不断顺利发展，希望我作为院长更关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以及世界史的发展壮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熊老师还多次向我介绍这些学科面临的各方面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对我多有帮助。

我担任院长一年多时间后，1999年，学校又决定要我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负责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按照教育部申报研究基地的要求，历史研究所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直沿用至今。经过激烈的竞争与严格的评审，华师获批为近代史重点研究基地。根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研究基地是与学院平级的科研机构，必须拥有独立的办公空间与人事、财务制度。按此规定，近代史研究所又要从历史文化学院分离出来，成为完全独立的科研机构，但这实际上并不利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当时，学院和研究所的老师从各自立场出发，对此有不同看法，而且其中包含着一些个人情绪，我作为院长和所长对此问题持何种态度，似乎显得较为重要。为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不仅多次与学校、学院领导交换意见，而且与学院和研究所不同年龄层次的老师，特别是像熊老师这样的师长辈老师交流，说明分与合将会面临的问题。在学院和研究所多数老师的理解与支持下，近代史研究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直没有从学院独立出去。同时，在学院相关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则一直兼顾学院与研究所双方利益，达致合作双赢的局面，建成一种共生共存共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