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风范：熊铁基老师印象记
徐梓
熊铁基老师米寿在即，他那些多才多艺、多技多能的弟子们继《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之后，谋划再编一本纪念文集。我大学同班同学、后又同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硕士的“双料同学”张亚群是熊老师的入室弟子，也在积极参与其事，可能是鉴于我前段时间在微信上转发戴建业教授的《喜感——祝熊铁基先生米寿》一文时说了几句话，约我也写一篇。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我鼓励和提携的熊老师表达我的感恩和敬意。
1983年9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北，来到桂子山上，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师从张舜徽、李国祥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文献所是从历史系分离出来的，特别是当时华师的研究生并不多，大家同住一栋楼，历史学约20位同学就更是左邻右舍，交往非常密切。熊老师的几位学生中，无论是同年级的赵国华兄，还是低一年级的桑世显和刘付靖，都和我交往很多，非常友好。那时的研究生课程显然没有现在多，不只是跨院系，甚至本单位老师的课都很少。所以，我没有听过包括熊老师在内的历史系老师的任何课，但熊老师的大名，是我们都知晓的，加上他生性爽朗大方，凡事主动，率性直言，精力旺盛，校园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见到都会主动打招呼。我本不善于交际，但到校不久就和熊老师认识了。
无论是在历史系和文献所办公楼一号楼遇到，还是在校园其他地方邂逅，我都会主动上前请安问好。熊老师也会以他特有的热情，停下来关切地询问我在做什么工作，读什么书，有时一谈就是好久。记得有一次，我对熊老师说我在读《社会心理学入门》，并具体向他报告了其中的一些理论，认为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熊老师虽然已是教授，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后来借走了这本书，读完后又送还给了我。这本书现在仍在我的藏书中，我查看了一下，是群众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该书的作者埃利奥特·阿伦森更是“大牛”，他是美国心理学会110年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所有三项大奖的心理学家，杰出研究奖（1999年）、杰出教学奖（1980）和杰出著作奖（1975），199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有人称他是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入门》，其实是他《社会性动物》最早的中文译本。
往来多了，熊老师对我有所了解，对我这样一个读历史文献学的学生注意理论的学习和关注新的社会思潮颇为认可，不仅当面鼓励奖掖，而且背后也赞赏表扬。有一次，他的学生桑世显告诉我，熊老师一次和他谈话时，叮咛他要以我为榜样，时时关注社会发展的趋势，关注学术的最新动态，在夯实文献学基础的同时，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熊老师对我的赞誉，固然属于溢美之词，但对我确立“中外比较、史论结合、古今沟通”的学术追求，以较为集中发表史学理论的论文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是起了激励作用的。
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1986年7月，我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熊老师每次来京都会和我联系，使我得以见到先生，并请他吃个饭。这样的情形应该有多次。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校内都没有住房，一直住在校外，当时电话也很少，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是怎么联系的了。我问我妻子，她说记得有一次熊老师是找到我们家来的。这样的话，那应该是1993年我迁居校内了。那时，我住在学校15栋筒子楼，离当时学校供客人住宿的服务楼不到300米的距离。和熊老师一起开会的历史学者，很多和我也认识，熊老师向他们了解情况之后找来我家是完全可能的。
那时大家经济上都不大宽裕，不时兴在宾馆酒店请客，通常请客人吃饭都是在家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熊老师不吃鱼肉，只吃点鸡蛋。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熊老师为照顾当时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我的一种说辞呢，还是真的如此。只记得每次请先生吃饭，都十分简单，但聊到熟识学人的近况，谈及来京召开的会议和参会的师友，熊老师总是兴致盎然，劲头十足。
1991年5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在学会成立前后，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就向执行会长萧克将军提出了编纂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的建议。经过一年多的学术论证和经费筹措，1992年9月8日，《人民日报》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华文化通志》的招标通告，向海内外公开招标、竞聘百志的作者。这是我国第一部对中华文化从古至今进行全面概括和总结的巨著，也是第一次运用竞争机制、采用招标办法集中海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大规模学术工程建设的举措。当时，“万元户”还很少，为人们所艳羡，而《中华文化通志》的招标通告宣称，将给予每个志的作者科研经费1万元的资助，而且直接打入个人账户。招标通告发布后，收到海内外一千多位专家的投标申请。幸运的是，熊老师申报的《秦汉文化志》和我申报的《家范志》都得以竞标成功。
1993年1月3—6日，《中华文化通志》作者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作者齐聚北京西郊的国防大学，除了编委会说明编写要求之外，主要就是按十个典分组讨论。但百志作者名单的中标通告，直到1月6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中华文化通志》中标通告才发布。当时，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参加这次会议的闭幕式暨新春开笔仪式，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当天的《光明日报》。所以会前，熊老师和我相互不知道对方竞标成功。相见时，我们都很高兴，互道祝贺。只记得熊老师以他一贯的直率说了一句：“很多人都是冲着万元户来的呀。”
一年后的1994年2月17—19日，第二次全体作者大会在广东花都芙蓉度假村召开。当时正值春运时节，交通紧张，一票难求。由于萧克将军的努力，我们北京的作者是和费孝通副委员长等乘坐军用专机，从南苑机场飞赴广州的。北方各地的学者也是在北京集合之后，乘坐同一专机前往。这么多年过去了，犹记得万米高空上，和坐在一起的老同学、《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的作者谭天星谈论外语学习的情形。
花都会议上，见到熊老师后，我们相互交流《中华文化通志》的写作情况。他告诉我他每天以一两千字的速度在推进，当年就可以完工。他如此着紧用力、专心致志，对我无疑是一种鞭策。也正因为如此，熊老师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作者代表，做了大会发言。这次会议上，熊老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会议晚上组织舞会，参会的很多专家学者根本不会跳舞，但熊老师最先进入舞池，翩翩起舞之时，还不忘乐呵呵地邀请别人也加入。二是有一次一个编委在主席台上讲话，涉及熊老师所在的典，熊老师不同意这位老师的意见，在会场上当即起身辩论，他又因为担心对方听不到，直接走到主席台前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因为座位靠近走道，熊老师从我旁边快速走过的情形，我记得非常真切。后来，我有机会听到这位编委老师说：“熊老师的意见，非常尖锐呀。”
《中华文化通志》直到1998年才出版，但花都会议之后，我就不曾有与熊老师私下交流的机会了。自1986年从华师毕业后，我多次重回母校。比如，2003年10月，到桂子山参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建所20周年暨新世纪历史文献学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回华师参加纪念张舜徽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2届年会。这两次会议，熊老师都是重要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但人多嘴杂，而且几乎所有的与会人员之间都熟悉，熊老师作为主人，要迎接、招待八方来宾，每次见到熊老师，我只是趋前问好请安而已，不曾有更多的私聊。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离开桂子山已近三十五年了。在桂子山上生活的很多细节都已遗忘，但熊老师给我的印象依然鲜活。这是一个待人宽厚、性情和蔼、脸上总带着笑意、话未出口笑先闻的老师，一个为人正直、性格直爽、反应机敏、毫不藏着掖着的前辈，一个身材瘦小、激情满怀、能量无限、永远充满活力的“顽童”。在熊老师米寿之际，我愿挤进他的弟子群中，向他祝寿，祝福他福寿康宁，永葆童心！
2021年2月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