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学术史的对象和任务，仍是一个需要弄清的学理性问题。
什么是学术史？这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学理性问题，是任何学术史著述所不能回避的。因为，正是这个问题，决定着学术史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熊铁基先生的《汉代学术史论》重在创新，着重于问题的探讨，不关注史的系统性，但是对“什么是学术史”这样的基本问题，也还是不宜回避的。这是一个当前学术史研究中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张立文先生在主编《中国学术通史》的时候，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并且在该书的总序中着力予以界说。张先生将学术史与哲学史、思想史相区别，明确地界定了学术史研究范畴：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而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借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17]
这是我们至今看到的对中国学术史最明晰的界定。但遗憾的是，在张先生对中国学术史做了这样明确的界定之后，以此为指导写出的六卷本《中国学术通史》，在基本内容上和我们看过的其他中国思想史著作（例如张岂之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并没有多么明显的区别，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将其作为思想史著作来阅读和学习的。是具体的撰述人没有很好地实践张先生的指导思想，还是这个指导思想、这个中国学术史界定本身仍有讨论的余地？笔者还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何谓学术史，中国学术史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张先生的界定而得到解决，仍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学术史理论问题。只有弄清了学术史的含义和学科属性，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它的范畴和范围，它和哲学史、思想史学科的区别，这些关于学术史学科的基本问题才能说得清楚，这个学科才有健康发展的可能。就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借评论《汉代学术史论》的机会提出它来，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第二，关于汉代学术本质属性的认识。
汉代学术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熊先生的著作中也没有涉及，然而这也确实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而笔者认为，从一般的思维逻辑出发，总结学术的本质，应该从学术何以为学术的角度加以探讨。以近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学术的本质应该是批判性思维，强调对传统认识的批判与质疑。缺失了批判的精神，离开了怀疑的眼光，是无所谓学术可言的。学术的本质就是批判，从这样的角度去判断，汉代是无所谓真正的学术的，因为，汉代学术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是围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体的确立来规定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它的使命是围绕皇权主义的思想建设，而不是执行现实的社会批判。正是这样，儒学才最终走向了不允许人们质疑和批判，而只能对之学习、传承、章句训诂的经学。如果采用“学术”这种一般性的说法，那么，汉代学术的本质，相对于真正的学术来说，就是其非批判性。
如果不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不从批判性的角度看待汉代学术的本质属性，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汉代学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其属性当然就是意识形态。并且自从有了汉代这个学术奠基，两汉以后的中国学术都打上了这样的印记。甚至可以说，在传统中国，学术不仅是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而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离开政治，离开国家意识形态，就无所谓学术。这是中国学术和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关于汉代学术与先秦学术的继承与断裂。
两汉学术与先秦学术相比的确有明显的差异，近代以来的学者对此多有关注，许多思想史著作中都曾谈及。但是，高度重视、深入研究者却不多，多是浮光掠影式地讲几句，似乎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就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却大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问题不在于两个时期有没有差异，而在于如何认识其差异，最根本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胡适看到的差异是“学术思想的自由”的丧失[18]；徐复观看到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对由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而来的压力感也特为强烈”[19]，和胡适的看法基本一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当代学者雷戈把战国之后秦汉之际的思想阶段称为后战国时代，强调这一思想史时期对前一时期（即战国时期）的断裂，因此，他对该思想史阶段与前一阶段对比的差异性总结得较为细密：
（1）战国之际，诸子皆致力于“霸天下”之策，故有水火不容之势。后战国之时，诸子皆致力于“安天下”之术，故有水乳交融之态。（2）战国诸子重分，后战国诸子在合。战国诸子是各守门户，壁垒森严，后战国诸子是有门户而无高墙。（3）后战国时代诸子还在，但已不复为家，即诸子仍在，家不复存。（4）战国是思想创造的时代，后战国是思想试验的时代。思想试验的结果是：法家的暴戾和道家的清静，虽都有一时之效，但均无长久之功。（5）对于后战国来说，它所面临着的是一个刚刚消逝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有思想”的战国时代，这使得后战国时代的“无思想性”显得更为醒目和突出。……（6）战国时代的人们都不知道天下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后战国时代的人们都已知道天下现在是什么样子了。所以诸子之间便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思想融合渐成共识，甚至思想共识压倒理论分歧。[20]
雷戈的总结看到了不少新的东西，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似乎还没有真正挖掘出这两个时代的根本差异。根源于不同的时代条件，先秦学术是真正的学术，几乎任何一家都具有鲜明的批判性，没有真正保守的东西。而汉代学术，在确立了学术的明确目标——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需要——之后，学术的批判性就几乎丧失殆尽，完全变换了属性，变成了特定政治需要的维护者，成为一种政治的附庸。对于先秦学术来说，汉代是名副其实的断裂。这个断裂，失去的是学术的精髓，存留的是学术的躯壳。
当然，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汉代学术相对于先秦从内容上说究竟丢失了什么，是需要花工夫、下力气去研究的。这里，我们也只能提出问题，具体的研究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至于继承的方面，那就是对先秦典籍的整理。汉代的学术思想都是在整理先秦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先秦学术仍然是汉代学术的平台，虽然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屏蔽了先秦学术思想中不利于专制皇权的诸多内容（而这些多是精华），已经丢掉了先秦学术的那种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但毕竟两汉士人凭借的思想资料，仍然是秦火之后的灰烬，是散落于民间的典籍，是保存于旧宅夹墙中的竹片，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完全别出心裁的独立创造。两汉之后的学术史，完全告别了生机勃勃的思想创造年代。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在君王的眼皮下自由自在地“不治而议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21]。这些学术自由发展、学人傲骨挺立的盛景，对于两汉之后的学人来说，只能去向往和缅怀了。研究汉代学术史，对这些问题，不值得去思考吗？
总之，近代以来的两汉学术史研究，虽然已有过八十年的历史，虽然新近熊先生的大著又有了诸多新的探索，而就其大的方面说，仍然是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原野，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还大有事情可做。笔者相信，熊先生的新作一定会激起秦汉史学人对这段学术史新的兴趣和热忱，并激励人们踵武前贤，深入探索。
（原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2]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3]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亚细亚书局，1935年。
[4]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5]龚杰：《论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6]方克立、陆信礼：《“侯外庐学派”的最新代表作——读〈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2期。
[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8]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9]参见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该书共八章，分别讲述了天文与历法、数术、医学、养生与神仙方术、经学、谶纬、诸子学、史学等方面，而并没有专章探讨汉代学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像以往人们所做的那样，一定显示其将学术发展置于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上。
[10]参见周桂钿、李祥俊：《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11]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5—246页。
[12]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3]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6—247页。
[14]周桂钿、李祥俊：《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5]具体论述参见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7—253页。
[16]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前言》，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7]周桂钿、李祥俊：《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总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18]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2—303页。
[19]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6—167页。
[20]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页。
[2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8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