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熊先生片忆
盖建民
辛丑上元节后的一天，春雨霏霏，颇有些凉意。笔者起床洗漱后，像往常一样，伏在半年前从青城山建福宫古玩店淘来的楠木桌前，临帖写字。刚刚才随性涂抹了几笔，就收到熊铁基先生高足固盛教授发来的微信，云《熊铁基的学术人生》纪念文集决定不收专题学术论文，故余早先提交的一篇恭贺熊老师米寿的小文就无法收录了，固盛兄希望我能够抽空再写一篇回忆老先生学术人生的文章，余未加思索便应承下来，允诺开学处理完俗务后交稿。回复此短信后，我本想接着泼墨，然而已找不到先前的感觉了，脑海中不时涌现出二十多年来向熊先生问学的往事，历历在目。于是乎我索性掷开毛笔，打开电脑，敲下如下文字，摭拾几段脑海记忆犹新的往事，以贺老先生米寿之喜。
熊老先生是晚学十分敬仰的学术老前辈，与先师卿希泰先生有着长期的学术交谊。熊先生创立的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是享誉学林的老庄道家和道教老学的研究重镇，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与四川大学宗教所几代学人之间你来我往，彼此学术互动频繁。
熊老先生长期热情关怀、支持四川大学宗教所的学科建设与学术梯队人才的培养，利用各种场合与机缘提携奖掖乃至鞭策后学。先生与川大宗教所同仁之间亦师亦友的长者之范，隆情难忘，高谊可风。
记得第一次得悉熊先生的大名是在1995年，笔者当时还在闽省师大任教时，有天周末闲来无事，携幼子进城逛书店，从长安山23号筒子楼，漫步到校门口乘上20路公交汽车，约莫一个小时后就到鼓屏路上颇有名气的晓风书屋。老板热情地介绍说店里刚刚新进了一批学术著作，一本名为《中国老学史》的新书映入眼帘，书皮装帧素朴，一看署名，领衔者熊姓，名字很独特“铁基”，匆匆翻检了一下，感觉内容很吸引人，可是一看定价好贵，25大元，当时书店也没有打折一说。犹豫片刻，囊中羞涩，只好把前面挑的一本书舍去，掏钱买下了。要知道，笔者当时拿的是讲师的微薄薪水，每月区区几百大元，养家糊口不易。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和我前后入职的年轻同事纷纷出洋或者下海捞金，而且当时也不像现在可以有充沛的课题经费到书店狂扫一番。后来才发现，这部“价格不菲”的著作的确是物有所值，由此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还有一门学问是专门探究《老子》的文本及其流传的。就在这一年秋季，我入蜀忝列卿先生门下。在卿先生讲授“中国道教史”的整整一学年课程中，笔者从卿先生口中知道熊先生是一位研究秦汉史的资深专家，熊先生的这部大作可谓奠定了老学史研究的基础。《中国老学史》一书随我搬迁了好几个地方，至今仍然摆放在陋室书架上，与二十多年以后笔者购置的先生主编的蔚为大观的《老子集成》丛书，成为治道教老学的必读基本典范。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福建。1999年在武夷山道教南宗研讨会上，我与熊先生的高足固盛博士结识，从熊老师的弟子那里又了解了不少熊先生治学之道。但真正亲炙熊先生是几年后的事情了，大约是在2003年，我到厦门任教后。一天，接到詹石窗师兄从外地打来的电话，说熊先生到厦门大学讲学来了，他不在学校，故希望我能出面接待一下熊老师。得此消息，我十分高兴，就与厦门大学高教所负责接待熊老师的张亚群老师（华师校友，熊老师的弟子）联系，希望能够有机会请熊老师吃个便饭，当面请益。张老师回复说熊先生的行程很满，吃饭就免了，希望能够安排熊先生到哲学系与有关同事交流一下即可。刚好我正在给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道教文献选读”课程，于是便利用这个时段，邀请熊先生来系里做个讲座。
上午一大早，熊老师就在张老师陪同下，信步来到厦门大学新建的行政楼六楼哲学系会议室（哲学系当时还未迁到南光楼）。那天具体的讲学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大体上是熊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如何治学以及老学研究的一些前沿学术问题，听讲的还有哲学系几位年轻同行。熊老师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互动热烈，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陪同的张老师提醒下午还有活动，熊老师才结束讲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熊老师，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精神矍铄，博学多识，诲人不倦。熊老师风趣幽默的话语常常给人带来欢乐与警醒，引人思考。那次讲学后不久，厦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在武夷山召开了武夷山道教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熊先生亦携众弟子们莅临武夷山。记得在会议闭幕阶段，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会议安排我在闭幕式上做会议综述，由于当时太年轻，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做会议综述都是事先根据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择要分类归纳的流水账，记得我最后一句话是“挂一漏万，请与会学者海涵”。我的话音还未落，坐在前排的熊先生就慢慢悠悠地站起来，用很幽默的语调说道：“盖建民，你把我在开幕式即席演讲的内容漏了，我讲的有关问题很重要，你们写会议报道一定要补上！”熊先生的话引起全场一片笑声。这个小插曲凸显了熊先生对学问之道的执着与真性情，也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做好学术会议的综述是一门学问，要善于从学者们的即兴发言、对话讨论中捕捉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随着国内道教研究持续升温，近二十年来道教研究学术活动日益频繁，我与熊先生见面请益的机会就更多了。无论是在桂子山熊先生领衔主办的多次“全真道与老庄学”学术研讨会上，还是各学术单位、中国道协和地方道协筹办的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中，都能见到熊先生活跃的身影，不时能听到熊先生有关全真道历史思想与老庄学研究方面极富启发意义的演讲发言。回想起来，给笔者治学思路冲击较大、留下记忆的，有下面几个学术议题。
首先，熊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引用朱熹之言，说明老庄之学对建构道教义理的重要性，指出后世道教舍老庄而趋禅宗的弊端，启迪后学深入思考道教南宗与朱子理学和佛教禅宗之复杂关系。笔者刚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道教南宗白玉蟾“道心论”考述》，可以说该文当初的选题也受益于此。
其次，熊先生在老学史研究领域特别强调道教老学的核心地位，指导门生弟子探索道教老学。这一远见卓识已经开花结果，熊门高弟固盛教授《道教老学史》的出版，为建构完善道教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本土经验。
复次，随着地域道教史研究的蓬勃开展，有关田野口述史料的运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年轻学者纷纷脚踏实地，奔向广阔的田野，将地域道教史的学术建构在丰富多彩的田野口述史料上。对此新动向，记得熊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口述史料很有可能失真，口述史料的运用也要辨析，谨慎使用。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观点，提醒我们考察道教历史时，要注意田野口述史料的局限性，要把田野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互释互证。
最后，还要说一点的是，我们更要学习熊先生以学术为志业的治学精神。熊老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率真自然。多年来，每每见到的熊老师都是一副乐呵呵的老顽童形象。熊先生秉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不顾年事已高，至今还著述不辍。尤其是先生近年来在《宗教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有关早期道教史研究的论文，提出有关早期道教史研究的一些问题。道教创立的时间与标志问题，海内外分歧很大，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近年又意外成为一个热点。笔者对道教历史与道教创立的标志持传统的二分立场。笔者以为，道教是一个“化生型”的本土宗教，与西方“创生型”宗教不同，也与“原生型”的中国古代宗法宗教有一定的差异，道教内部提出的以老子为道祖、轩辕黄帝为始祖、张陵为教祖的“三祖说”，可以较圆融地化解道教形成标志这一学术难题。虽说如此，但是熊先生强调治道教历史文化必须开阔思路，要追溯黄老道家与道教创立关系问题，无疑是一条可行的探索路径。
熊先生近九十年的学问人生丰富多彩，先生的为人为学还有很多方面值得后学认真总结学习。笔者上述应景文字，仅仅是检视过往岁月中，摭拾问学熊先生的一些细琐片段，匆匆草成，不成敬意。纸短情长，愿先生永葆学术青春，岁至耄耋望期颐！
2021年3月1日修订于成都望江楼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