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与“敬”——熊铁基先生散记
尤学工
算起来，我有幸认识熊铁基先生的时日也已不短，有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前的熊铁基先生其实还年轻，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因为熊先生总像一股疾风从我们面前刮过。这种年轻人才有的精气神也成为熊先生的一个精神标签，很多人把他的这个性情称为“急”。对于自己的急性子，熊先生也是自知的，在很多场合说自己“生来性急”[1]。这种“急”，造就了他的人生、学术和生活。
正是因为“急”，所以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积极学习，洞察时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才干。这时的“急”化成了学习和成长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养成了“乐观、热情、积极、进取”的个性，“有时遇到不太顺利的环境、条件，也能乐观、积极，在取得一个小小成绩时，能够不满足、继续努力”[2]。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成就了他辉煌的学术人生。
正是因为“急”，他在学史、治史过程中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总想抓住一切时间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尽快变成研究成果。这种紧迫感促使他快步向前，由秦汉政治制度研究走向秦汉新道家、汉代学术史，走向老庄学、道家道教史。可以说，他的“急”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片片亟待开发的学术新园地，他要尽快把这些园地开辟出来，让它们开花结果。这种学术胸怀，与其说是“急”，不如说是对学术的挚爱与追求，令人肃然起敬。2000年底，在一次庄子学术讨论会上，熊先生做了一个“《庄子》历史地位”的发言，社科院的余敦康先生问：“你是不是打算写《中国庄学史》？”于是，熊先生很快召集了几位同事，参照研究老学史的思路，撰写了《中国庄学史》。他们全力以赴，包括利用酷热的暑期，甚至是加班加点，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极有代表性的著作，进一步推进了老庄学的研究。有件小事可以说明熊先生的治学精神。年事渐高之后，精力和体力自然不能与年轻时相提并论，但熊先生依然坚持每日写作。他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每日写三百字左右（当然实际上是远远超出的）。这种坚持看似简单，却很重要。它就像每日的思维体操，让熊先生的思维保持活跃与健康，保持对学术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并把这些宝贵的思考及时记录下来。对熊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来说，这时的思考往往高屋建瓴，是其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片纸胜却万言，弥足珍贵。严耕望先生曾言学术人生的三个阶段，年轻时当小题大做，盛年时当大题大作，老年时当大题小做。所谓大题小做，正是要集一生之精思，为学术指示发展路径，为学界提供学术精品，为后学指示前进方向。近年来，熊先生对秦汉史研究的思考，对道家道教史和老庄学的开拓，正展现了老一辈学者好学深思、胸怀天下的风采。
虽然熊先生对学术有着“急切”的追求，但却对学界存在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现象抱有高度的警惕。他认为，“急功近利”难免粗制滥造，不能保证学术质量，“很难设想一个名利思想极严重而且始终不懈的人，会严肃认真地治学，会有高度的至少是一定的责任感去写文章和著作，粗制滥造往往是和急功近利联系在一起的”。他时刻以“道德文章”自省，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和粗制滥造。他说：“现在要我粗制滥造我也不会干，因为至少我还要保护我这一点小小的‘名声’，这并非说我现在和今后写的东西会没有缺点、错误或者如何了不起，而是说我一定越来越严肃、认真。”[3]与其说他爱护的是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名声”，不如说他爱护的是良好的学风和纯洁的学术信念。这种信念，很好地反映了熊先生的治学态度。他反对在学术上急于求成，而是把“求实”（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实事求是）作为创新的基础，指出“求新必须求实，求实才能创新”。他也反思过自己的治学过程，认为自己“急于求成的时候也是常有的，但没有欺世盗名的思想，只是水平、条件、基础等限制，创不出多少新来”[4]。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语，事实上他在“求实”基础上提出的新道家等宏论早为学界所赞赏与接受。他告诫后学，“求实，就来不得虚假，要花时间、花工夫、花精力去求，要在书本上深入细致地搞‘调查研究’（过去范老曾用过的话），不要粗心大意，甚至一个字一句话也是值得去推敲的（贾岛‘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本身就是讲一个字，这一个字确有意思），更不应‘道听途说’”[5]。这番告诫，可谓语重心长，足为后学铭记。
熊先生的“急”，还“急”在对秦汉史研究持续发展的关注上。秦汉史是一个经过历代学者深耕的学术领域，所以总有人说秦汉史已经没有什么新问题可以研究了，言外之意就是做秦汉史研究没有前途和希望。熊先生对这种论调是不赞同的。他指出：“在新的学术条件下，仍可以研究秦汉史。新出土了许多资料，令人欣喜不已，往往会产生新观点。但要得出新观点，又必须熟悉老问题。对老问题不熟悉，不重新加以审视，新材料的研究恐怕很难进行，也不会搞出什么名堂。重新审视老问题，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我近年来在看‘秦始皇的最后十年’‘汉人改造先秦典籍’‘刘向校书’等问题时，都多少有些收获。只要你不人云亦云，能熟悉地掌握资料，特别是阅读原著，认真地思考问题，就能把研究引向深入。”[6]这种关于老问题与新材料、老领域与新方向的辩证认识，对于秦汉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具有思想和方向上的指导意义。
秦汉史研究的持续发展还需要合理的人才梯队，无论是从全国秦汉史研究的整体队伍还是从我校秦汉史研究队伍来说，都面临着梯队衔接的问题，人才队伍的青黄不接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秦汉史学界有“东邪”（山东师大安作璋先生）、“西毒”（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南帝”（华中师大熊铁基先生）、“北丐”（中国社科院林甘泉先生）、“中神通”（郑州大学高敏先生）的说法，这几位学术名家占据着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制高点，引领着秦汉史研究的方向[7]。作为秦汉史学界的“南帝”，熊先生参加秦汉史学界的重要学术会议，很多时候都会带领一批学生赴会，被戏称为“熊家军”。“熊家军”的浩荡正是熊先生在秦汉史研究人才培养上所耗费的数十年心血造就的，也是他为秦汉史研究所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这是值得他欣慰的，不过他也一直有自己的担忧。作为一方学术重镇，他希望华中师范大学的秦汉史研究继承与发展他开创的学术基业，这就需要人才梯队的支撑。他很看重赵国华老师，希望赵老师可以保持华中师大秦汉史研究的学术地位，持续推进和拓展秦汉史研究的新境界。赵老师有着高远的学术志趣、深邃的学术思想、明确的学术目标、独特的学术个性，他想按照自己的设想与路径推动秦汉史研究。这未免使他有时显得和熊先生不是那么合拍，于是熊先生难免着急起来，觉得赵老师“慢”，不时加以催促，而赵老师依然我行我素。师徒二人，一“急”一“慢”，相映成趣。其实，赵老师并非“慢”，他和熊先生的学术目标是一致的，正所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只是相对于熊先生做事“急速”的风格，他给了熊先生一个“慢”的印象。为了让比较“慢”的赵老师尽快接上来，熊先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曾劝说赵老师攻读博士学位，以解决职称问题，也便于后续的人才培养。赵老师当然感念他的好意，但还是婉拒了。这是因为，赵老师是一个一心向学、淡泊名利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学问本身，而非学位。在他看来，博士学位固然重要，但相比做学问的乐趣，却也并不是非此不可。他不想让人用这个学位来衡量他的学问。他对职称问题也是这种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态度，甚至有所推让。他第一次申报时，同时申报者有他所尊重的同事，虽然从条件上来说他完全满足，但他还是毅然决定退出申报，不与之相争。后来，他凭借自己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顺利解决了职称问题，也顺利进入了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并当选为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为我校秦汉史研究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熊先生的心腹之忧。后来，在熊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学院又引入了叶秋菊、郭涛等青年才俊，秦汉史研究的队伍有了纵深和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道家道教研究队伍的建设，熊先生也是非常用心的。刘固盛老师是他的得意弟子，在熊先生的带领和指导下，刘老师把熊先生开辟的道家道教研究这块学术园地越做越大，逐渐在海内外学界形成了一个学术重镇。熊先生一方面对已经取得的进展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则为这块学术新园地的持续发展感到着急。他着急的不是没有新课题，而是没有做新课题的人。为此，他多方奔走，几经周折，终于留下了肖海燕老师，从十堰一所高校引入了王闯老师，为这块学术新园地注入了新生力量。
熊先生的“急”，还“急”在对后辈发展的关心上。他总希望后辈能够尽快在学术上成长起来，独当一面，对此我深有体会。1995年，我来到华中师大，师从邓鸿光教授攻读硕士学位。读书期间，熊先生曾让我参与他主编的历代帝王系列的编纂工作，给了我一个宝贵的学习和锻炼机会。1998年，我有幸留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熊先生怕我在学术上走偏，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多关注具体历史和史学史研究，不能只做史学理论，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理论只能从对具体历史过程的认识中得来，而不是纯粹逻辑的推衍。若是把史学理论建基于逻辑而非历史，那么这种理论不但空洞无物，而且也缺乏对历史的解释能力，实际上就会变成一种概念的逻辑游戏。这对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和个人的学术发展都是无益的。现在想来，熊先生对我提出的这个告诫，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求我脚踏实地，老老实实从基本史料、基本问题的梳理开始，认真思考问题，养成良好的治学态度，避免好高骛远、根基不稳，这样才能行稳致远。其实，熊先生对史学研究中理论指导与科研实践的关系，既有深切的自我体验，也有缜密的深入思考。他曾回顾自己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代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情况，读过《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论国家》《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认真学习和批注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过封建制形成、石器时代的一般特征等理论习作，经历过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大流行，也曾被“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左”倾思潮所笼罩。他的体会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应当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种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思考、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也就是说，它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具体结论，只有将其与中国历史的具体材料与问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历史的结合，获得对历史的科学性认识。“只要实事求是，也就是有些学者常说的求真、求实，就不会出现‘削足适履’。”[8]他觉得自己从马列主义理论中所受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全面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他“并不反对”，因为他认为“‘三论’之类的理论是可以学习的，至少在方法论上面可以给人不少的帮助。但马列主义仍然是值得学习的，它的价值和意义绝不可、不该忽视”[9]。在他看来，对于理论要善于思考和运用，“现在各种理论很多，如果你深入学了某一家的理论或一本书的理论，你能不能出成果，就看你怎么理解它”。如果能够理解透彻并运用自如，自然是可以出成果的。“有的人能把一条理论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得很深刻，那就成了高水平的、创造性的东西了。如果对这个理论理解得不深不透，那就发挥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我想，这个理论的基本训练对研究会有一定的好处，不能够图省事，图省事实际上就是浮躁”[10]。熊先生的这些经验和卓见，对我这样的后学是极有指导意义的。我很惭愧，当时对熊先生的谆谆教诲领会不深，后来才慢慢领会到熊先生教导的深意，而且也从自己的科研实践中深切体会到熊先生所言实乃至理名言，令我受益终身。
2002年，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师从瞿林东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进入了个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005年，我顺利完成学业，回到了学院。这时我又面临着个人学术方向和领域的选择问题。我想起了熊先生此前的教导，就向他进一步请教。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夏日午后的学院办公室里，熊先生认真地倾听着我的一些设想和计划，不时给我提出一些建议和指导。他觉得我原来对《史记》比较熟悉，可以考虑把秦汉史与史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我也向他汇报了我关于明清史家群体和历史教育研究的一些想法。他很尊重我个人的想法，但告诫我研究方向要集中，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且要尽快确定下来，才有利于后续的发展。今天想来，熊先生对我是多么关爱，他其实已经看到了我的困惑，也担心我陷于泥淖而徘徊不前，给了我善意的提醒与指示。后来，熊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会问我最近在做什么。如果有什么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就会对我叮嘱几句。老人家无时无刻的关心真是让我感觉无比温暖。
熊先生对后辈的关心当然不限于我一个人，事实上他关心的是所有年轻人的发展，因为年轻人决定着学术的未来。为了鼓励青年教师的发展，学院支持“古”字头的青年教师创办了华大古史论坛。论坛为青年教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大家满怀热情地投入论坛的活动中，邀请了不少学术名家来做专题讲座，也邀请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武汉地区的青年同道参与论坛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共同体。熊先生对这个论坛给予了很大关注和支持，当我们邀请他为这些学术后辈传授治学经验时，他欣然应允。他把关于道家道教的最新研究成果拿来与大家分享，提出了道教起源时间的新观点，让与会青年学人享受了一次营养丰富的学术大餐。这样的交流还有很多，我们总能从中感受到他对学术的热爱，感受到他对后辈成长的急切期待。
熊先生的“急”，还“急”在对学生的关爱。我曾听赵老师讲过熊先生的一桩往事。有一年，熊先生带着他们几个学生到外地的一所高校参加学术会议。当时举办学术会议比较困难，对参会人数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熊先生为这几个学生争取到了宝贵的参会机会。抵达会议地点后，熊先生跑前跑后，安顿好了住宿，还特意与主办方协商，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吃饭的地方与住宿的招待所隔得有点远，学生们在招待所收拾好后才前往餐厅。到了餐厅，招待人员告诉他们，有位老师已经来了好几趟，看这几位学生是否到了餐厅，餐厅是否为学生准备好了饭菜。学生们不禁大为感动，因为从招待所到餐厅的距离那么远，来回几趟，意味着老师刚从餐厅走回去差不多就又要再走回来，也就是说，熊先生为了他们能吃好饭，根本就没有休息。这是熊先生的急性子使然，凡事非要落实才能放心，但这又何尝不是他对学生的关爱呢！
由于性子急，生活中的熊先生不太喜欢那些节奏缓慢的活动。他曾说，由于“生来性急，太极拳、气功老是练不下去，没耐心。晚饭后散步，有一段时间每天与老伴晚饭后散步，也没坚持多久，下棋、打扑克总没兴趣，也主要是没耐心，好像总找不到合适的休息和锻炼方法”[11]。后来，他发现打乒乓球是一个好项目，运动量可大可小，有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大多数时候是轻松愉快的，而且和许多年轻人一起，每天下午一两个小时，什么思考、冲动、烦恼等一概被抛到九霄云外，常常大笑不止，是最好的休息和锻炼。在我看来，乒乓球速度很快，打球的节奏也很快，力量集中爆发，压力快速释放，倒也正合乎熊先生的急性子——他连锻炼都要找一个合乎性情的项目才行。有人曾经向熊先生请教养生之道，因为他觉得熊先生研究道家道教，理应受其影响，而道家道教清静无为的风格似乎与熊先生的急性子有所不合。其实，顺其天性、顺其自然才是道家道教的真谛，也是最好的养生之道，这似乎可以从熊先生喜欢打乒乓球之中找到答案。所以，我们每次听到熊先生打球时的欢声笑语，感受到的恰是他那令人羡慕的生命活力。熊先生说，他的生活态度是“乐观、热情、积极、进取”，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熊先生的“急”，是他的一个标签，让人想起他就会浮现出一个快言快语、活力四射、慈祥可爱的小老头，感觉到他那充满睿智、关爱和期待的眼神正注视着自己，鞭策着自己。他的“急”，正是对人生的积极进取，对学术的敬畏、挚爱与追求，对后辈的关爱与督促，对生活的通达与热情。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熊先生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我们敬佩他的人生态度，敬佩他的学术成就，敬佩他的虚怀若谷，敬佩他永不言歇的生命活力，敬佩他胸怀天下的学术情怀，敬佩他的无畏与担当。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者的光辉典范，所谓一代宗师也不过如此吧。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3页。
[2]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4页。
[3]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5页。
[4]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7页。
[5]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9页。
[6]赵国华：《熊铁基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7]康香阁：《著名历史学家熊铁基先生访谈录》，《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0页。
[9]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0—801页。
[10]康香阁：《著名历史学家熊铁基先生访谈录》，《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1]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3—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