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2017年，我们历史系八三级同学举行毕业30周年聚会，我从广州赶到武汉，专门去看望了熊老师。事先，廖林子捎来熊老师的话，说翻出了我当年的一篇作业，要我去拿。

去的那天，先只有师母李老师在家，坐在轮椅上。熊老师参加华师某人的新书座谈会去了，很晚才回。我一边陪着师母聊天，一边东瞅西瞅，很快发现沙发边的茶几上摆着一份发黄的手稿，打开一看，正是熊老师要我取的东西。

1989年上半年，官方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向各地征文。熊老师让我联系室友饶东辉（中国现代史专业），看看能不能写点东西。我一听，当即毛遂自荐，我能写呀。五四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吗？关于赛先生我有话说。于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熊老师听了表示认可。结果草成了一篇史学史论文，讨论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型现象，即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资政、泛道德化）向“科学型”（求真求实）转变。但是，很遗憾，没有中标。熊老师后来告诉我，华师只有章开沅、罗福惠合写的文章入选了。我一听，服气，也不得不服啊！

熊老师开会回来，顺口问我这篇文章发表没有，我摇摇头，笑了笑。

他老人家可能忘了，当初为文末的一个论点——史学要不要为现实服务，我们师徒之间起了争执。熊老师的看法是，不存在要不要，只存在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这也是他老人家一贯的看法。我则认为，如何服务不好界定和操作，最好还是切割。

熊老师好辩，我不是对手。但此文的立场就是捧科学反实用的，不易让步。老师一看我死脑筋，肝火都上来了。我见势不妙，赶紧投降，心里却不情不愿。这是后来稿子搁置的原因之一。

今天回头去看，这篇小文不过是80年代改革大潮扬起的一朵浪花。因为意识形态僵化，所以我们强调科学的批判精神；因为价值观先行扭曲历史真相，所以我们愿意回到民国“史料学”去。殊不知，实证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19世纪科学主义的产物，我们在肯定其历史贡献的同时，应该用20世纪人文主义的理念对治其病。简单地说，就是张扬人的主体创造性，反对异化和“工具理性”，这样才能冲破教条主义的桎梏，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可惜，我当时没想明白这个理儿，主张往回走，很没有出息。熊老师毕竟吃的盐多，过的桥多，不同意我太正常了。确实，与其逃避现实问题，不如像熊老师那样坦然面对。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就在那里。

时过境迁，我也不知道当初哪来的胆子，敢跟师父叫板。搁到现在一百个不敢，除非有人花大钱雇我（笑）。

如果得空，我打算把旧作的第三部分，即现代史学转型的得失部分再修改一下，届时再请老恩师过目把关。

平生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导师合作，对熊老师来说算不了什么，对我而言，则特别值得纪念。

（作者单位：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