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除上述成果之外，熊铁基先生对秦汉时期的法律制度、邮传制度、社会基层组织、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也做过一些研究，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在秦朝法律制度问题上，熊铁基先生依据云梦秦简，认为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制定的刑法制度，不仅唐人所谓商鞅“改法为律”得到了证实，更重要的是突破了《法经》的体系和框架，立法的范围不断扩大，法律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严格的执法要求。秦始皇的立法思想，集中体现在“事皆决于法”的原则，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相一致，其具体的立法包括有关维护君主地位的法规、巩固国家统一的法律、禁绝百家的法令以及制定和编纂成文法典。秦始皇全面实行法治，充分发挥了法的功用，秦朝因“繁刑严诛”而亡，应该归咎于秦二世。
关于秦代的邮传制度，熊铁基先生分析有关的出土文献，认为秦代的邮传有封泥、检署等手续，具体操办者在边区是燧卒、燧长，在内地则是所谓“邮人”，设置办法大致是“五里一邮”，邮传工具有驿马、牛车等，主要作用包括传达政令和军令、传递消息和奏疏、为公差提供食宿等。对于秦汉时期的社会基层组织，熊铁基先生综合前人论述，指出里是一个基层组织，乡、亭、里的关系是“十里一亭”和“十里一乡”，亭、乡都是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乡管理乡村居民，亭则管理城镇居民，两者的行政职能不同。
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熊铁基先生论述了秦始皇、项羽、汉武帝、汉光武帝等人的历史功绩，如他认为秦始皇最后十年出巡全国各地，明显是为了巩固国家统一，应该说是颇有建树的；项羽活动于历史舞台，只有短短的八年时间，前三年是坚持反秦斗争的农民起义领袖，后五年是封建统治权争夺战中的失败者，其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分封，主要在于不得人心；汉武帝在开发边疆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主要是加强了北方的边防建设，开始有计划地开发大西北，完成了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统一，进一步地开发了西南地区，从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些都是较中肯的评价。
（原载《邯郸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绪论》，齐鲁书社，1984年。
[2]袁祖亮：《秦汉史研究中的一项丰硕成果——〈秦汉官制史稿〉读后》，《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8期。
[3]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4]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5]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页。
[6]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7]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8]熊铁基：《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9]2007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将该书纳入“断代文化史系列”，改名为《秦汉文化史》。
[10]范军：《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评熊铁基教授著〈秦汉文化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1]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2]臧知非：《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13]熊铁基：《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光明日报》2002年12月24日。
[14]熊铁基：《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5]熊铁基：《刘向校书详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1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9页。
[17]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8]李振宏：《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读熊铁基先生著〈汉代学术史论〉》，《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19]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