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有幸留在熊老师和刘老师身边工作，也有了更多向熊老师问学的机会，印象最深的是跟随熊老师出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熊老师特别重视学术交流与合作。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成立，即是在陈鼓应先生的推动下，与台湾三清道教基金会合作的结果。之后，熊老师又和刘老师四处奔走，获得了香港青松观和江苏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并开展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学术活动，如与青松观联合举办三次“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承担国家宗教局重大项目“《老子集成》整理与研究”等，为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发展可谓倾尽心力。

熊老师不仅自己积极与学术界、道教界互动、合作，还经常“创造”机会带我们这些晚辈出去参加学术活动。熊老师不喜欢坐飞机，因此只要时间和行程允许，一般都是坐火车出行。一路上，熊老师思维活跃，时而回顾或展望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发展，时而谈论学术界重要的人与事，有时也会发表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看法，有时则聊聊他的学生们。这些看似“闲聊”却蕴含着丰富学术信息的谈话，让我们获益良多。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熊老师平时有点“不修边幅”。但是只要出去开会，熊老师都要认真“打扮”一番，会议发言也会反复思考。他常常提醒我们，发言要抓住要害、控制时间，否则别人不愿意听。熊老师的会议发言幽默风趣，而且富于启迪，因此往往能引得满堂笑声，令人印象深刻。有几次会议发言甚至成为熊老师学术研究转向的重要契机，对此，熊老师曾多次谈道：

至于老庄学的研究，这倒是一个转移，向老庄学转移的原因有一些偶然因素。1993年，我应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的邀请，赴西安参加一个有关老子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但我那时还没研究过老子，于是把两千年来老子思想的传承发展轨迹做了梳理。这是西安举行的第二次老子思想研讨会，在第一次会上就有学者提出要写老学史。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得到张岂之先生的肯定，我建议他组织写一部老学史，当时他没表态。我回武汉后找到马良怀和刘韶军两位学者合写《中国老学史》，这本书于1995年出版。这就是我转向老学史研究的偶然性。到2000年，第三届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梳理了庄学史的发展脉络，会上中国社科院余敦康先生问我是不是打算写一本庄学史，我回来后立即着手准备，最后完成《中国庄学史》。所以只是偶然的因素让我进入了新的学术领域——老庄学。^[1]

可以看出，熊老师是因会议发言受到关注，看到了老庄学研究这个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学术领域的重大价值和发展前景，从而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熊老师还强调“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常常鼓励我们借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四处看看。出去开会之前，熊老师都会想一想当地有哪些熟人，并事先联系好。会议间隙，师生相聚，老友重逢，留下了很多温暖的记忆。

2011年10月，参加完在衡山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道教论坛”后，我陪熊老师去看望在衡阳师范学院工作的范正娥（赵国华老师指导的2005届硕士研究生）。范正娥师姐带我们参观了当地有名的石鼓书院。吃完饭，熊老师提出去学校看看。看到她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好，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孩子活泼可爱，熊老师很高兴，鼓励她好好工作，将来有机会继续深造。

2017年9月，在淄博参加“2017‘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的间隙，熊老师又带着刘老师和我去看望在山东理工大学工作的卜祥伟（熊老师指导的2014届博士研究生）。在与卜祥伟所在的齐文化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之后，熊老师为他的成长感到高兴，同时也提醒他要多关注学术动态，坚持学术理想。

2012年12月，我随熊老师、刘老师赴广州参加“道教与星斗信仰学术研讨会”。熊老师有不少学生在广州，但他们平时忙于工作，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听说熊老师来广州了，当晚就组织了师门聚会。聚会上，大家谈各自的近况，聊学生时代的趣事，一片欢声笑语。熊老师除了偶尔插上两句话，大部分时间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也回到了当年。分别时，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一群人簇拥着熊老师走到门口，一位早年毕业的学生突然拉住熊老师，说要跪谢师恩。他历数自己当年少不更事，总是惹老师生气，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也被这浓浓的师生情感染了。平时听熊老师说起他的学生，相比赞扬，批评似乎更多一些，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不论赞扬还是批评，都蕴含着老人家对学生的关爱和牵挂。

2011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葛洪与魏晋道教文化研讨会”和12月在香港召开的“香港道教学院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暨‘道教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也是我陪熊老师参加的。参会期间，在熊老师的鼓励下，我“逃会”出去和高中同学、大学室友在西湖边畅叙友情；和从深圳赶来的妈妈、弟弟登上太平山顶，俯瞰香港全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倍感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