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本科时，就对铁基师的学问深加敬服，那是从看他的学术论文开始的。记得大约二三年级，我每周开始尝试至少用一个下午时间到系资料室或图书馆现刊阅览室翻阅学术期刊，这也是当时任课老师教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方法，戴绪恭老师（后曾任学校党委书记）给我们讲中国现代史时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现在我已记不清读了多少熊老师写的论文，但其中《啬夫考》一文至今印象深刻。熊老师也给我们历史系七七级上过课，其滔滔不绝、发散不羁的讲演风格，不太讲究穿着而和蔼可亲的模样，同样在脑子中留存到现在。

但真正与熊老师面对面接触与交谈，已经是1994年9月我调回华师历史文献研究所之后的事了。1995年，我用一本书的稿费9000多元奢侈地买了第一台486电脑（大约1996年文献所也有了第一台电脑，放在一间房里基本没人用）。那时我住在桂子山庄旁边的西一村，小两室一厅，只有四五十平方，一家人显得比较拥挤，老人、孩子打扰，工作效率低下。于是我经常到相距很近的一号楼使用所里的电脑，且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而熊老师那时每天必到一号楼一楼打乒乓球，打球间隙则会跑到二楼三楼“巡查”一番，这样便发现了我的工作“秘密”，常常问我一些学习与工作上的事，我与熊老师才相互了解与熟悉起来。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了报考熊老师博士生的打算，与他聊起时也得到他的明确肯定与支持。1997年，我与本所一位同仁聊天时，得其暗示，他也想报考，希望我晚一年再报。我当时觉得早一年晚一年无所谓，便真的没有报考。1998年打算报考时，又从熊老师那里得知他两个名额已允人有属，我感觉不能再等了，无非是想混张文凭而已，只好改报李国祥师。但没想到，在考分占优势的情况下，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录取为在职自费生。心情郁闷之下，我与熊老师聊起来，询问可否转至其门下就读，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亲自为我跑研究生处办理相关转师手续，这样我才有幸入师门执弟子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