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家之言”的秦汉新道家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学术研究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道家文化，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其研究的广度、深度与热度仍远不能与其他领域相比。因此，熊先生秦汉新道家的提出与研究，不仅抓住了秦汉思想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于道家学术的研究更是难得的创新。秦汉新道家也成了熊先生最重要的、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1.秦汉新道家的提出
熊先生秦汉新道家的酝酿与提出，是从关注《汉书·艺文志》中的杂家问题开始的。他认为“杂家”之名本不恰当，而归入杂家类的两部重要著作《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不应该是杂家，而属于道家[1]。基于这一认识，熊先生开始了对《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重点研究，并在1981年所撰论文《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中，正式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观点，认为“秦汉之际的道家，应该被称为‘新道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是‘新道家’的代表作”[2]，此后进一步展开系列论述，最终形成《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著作，198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即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赵吉惠先生撰文认为这是秦汉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创获[3]，台湾师范大学陈丽桂教授在《八十年来的淮南子研究目录》中指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指吕览与淮南为新道家而非杂家，从而论述新道家的特质与成败，两书的异同。析论精赡剀切而深入，屡发他人所未发”。
新道家乃相对于老庄道家或曰原始的道家而提出，“这种道家和老庄那样的道家，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4]。其“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由批判儒墨变为兼综各学派之长；其二，具有鲜明的入世精神；其三，发展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人生与政治上[5]。为了进一步阐明上述特点，熊先生把秦汉新道家与先秦老庄道家进行了具体比较，比较的内容十分全面，分为对道的解释、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人生观、无为、理想政治、关于尚贤使能、关于仁义礼法、知识论八个方面。相对于老庄道家而言，新道家对道的解释更加全面，更注重与政治、人事的结合，更加具有入世精神，强调用道化解社会矛盾；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新道家发展了“长生久视之道”；关于无为的理解，新道家阐明了无为的内涵以及如何无为，提出了“因”的思想和君臣异道；新道家的理想政治主张统一，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不同；新道家还主张任用贤能，并努力把仁义与道德结合起来；在知识论上，新道家更加重知重学。总之，秦汉新道家是在对老庄之道加以继承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个更加系统、更加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发挥了老庄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克服了其不足[6]。
以新道家的特点为衡量，熊先生认为除《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外，《新语》《论六家之要旨》等都属于新道家的著作。司马迁的思想虽然比较复杂，但把他列入儒家是不恰当的，“无论从他明显的言论看，或从其寓论断于叙事的意图看，都不能说他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和其父司马谈一样，他基本上还是属于新道家”[7]。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也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这样，秦汉新道家历史的发展过程得以清晰地勾勒和呈现。
2.秦汉新道家的进一步研究
《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出版以后，不仅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被哲学、宗教界所重视。在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的同时，熊先生对新道家的思考没有停止，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比《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更加成熟的《秦汉新道家》于2001年问世[8]。该书前言指出：“本书与原《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相比，无疑要完善得多，初步具备了比较完整严密的体系，分‘历史’和‘思想’两篇，是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也力求向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方向上努力。”的确，《秦汉新道家》与《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相比，不仅仅是“篇目增加了几近一倍，字数超过了两倍”，而且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论述的角度与深度都有很大进展，每一个观点，都是在钻研原材料的基础上经多年反复锤炼、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这是一部全面总结道家在秦汉时期发展成熟并且实现新的时代变化之思想史过程的深层次的专著”[9]。
《秦汉新道家》“历史篇”从学派的界说开始，先论战国黄老之学，再到秦代道家思潮、汉初儒道之争，由此提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继而以吕不韦，汉初君臣，武帝时期、两汉之际、东汉中后期的黄老人物，诸葛亮等为例述论新道家的发展；最后以黄老、老庄、道教、玄学之分辨展示道家名实的演变以及新道家的历史命运。“思想篇”重点论述《吕氏春秋》、陆贾、司马迁父子、《淮南子》、严遵、扬雄、《老子河上公章句》、刘秀、王充、诸葛亮等代表人物与著作的主要思想，由此揭示出秦汉新道家的理论体系与主要特点，并阐明其思想贡献与历史地位。许多问题论析透彻，既具史家的谨严，又富精辟的哲思。以关于学派的论述为例。该书首先指出古代学派客观存在，如先秦儒、墨的派别就很突出，司马谈把学术派别归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是对学派的客观总结。而对学派的把握需注意四点：从思想起源看，同源异流；从主张的最后目的看，殊途同归；从学派的互相影响看，相生相灭；从发展趋势和规律看，求同存异与“齐万不同”。接着论及道家的形成，指出其与儒、墨有明显不同，它之成为一家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并且在形成过程中先后出现了黄老与老庄两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关于黄老，虽然打着黄帝的旗号，但落到实处仍然是老子。黄老之学发生并流行于战国时期，不过当时并未形成学派，黄老道家学派的形成则在秦汉之际，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的“道家”或“道德家”。熊先生称之为“新道家”，并总结说：“一个学派的形成应有相对独立的、比较全面系统的思想理论。可以代表黄老道家学派思想理论的第一部大型的著作，那就是《吕氏春秋》，而最后集大成者则是《淮南子》。”[10]通过这样的分析，新道家的来龙去脉就十分清楚了。又如关于新道家特点的归纳，《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曾援用班固的“兼儒墨，合名法”以说明对其他各家各派思想的吸收融合，而到《秦汉新道家》书中改为“由批判儒墨变成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1]，采纳了司马谈的说法。熊先生指出，这两个表述是有区别的，班固之说没有讲兼、合什么，如何兼、合，而司马谈之说明确是采善、撮要，表明的是一种“综合”趋向，其对于道家特征的描述比较全面、准确。道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重要思想，吸取各家之长，这正是战国以来学术综合性发展的反映[12]。这一变化，充分反映出熊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严谨与睿智。
熊先生秦汉新道家的提出与确立，力求恢复道家学说发展的历史“本来面目”，不仅弥补了秦汉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也为道家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秦汉新道家的学术观点，反映了熊先生研治秦汉史和道家学术的真知，该观点已经过逾三十年的学术检验，堪称“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