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经历和治史风格
问：熊先生您好，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走上治史之路的？
答：我真正喜欢上历史、决定学习历史是在高中阶段。1948年，我进入湖南长沙兑泽中学读高中，就是后来的长沙第六中学。教历史课的赵学钧老师讲课非常认真，给我介绍了一本《中国历史简编》，作者是后来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先生。我因此萌发了学史的念头。几年后，吴泽先生成了我的导师。1951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那时候我们可以填八个志愿，但是我只填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一个志愿，足见决心很大，可惜没考上。之后，我在一所小学教了半年书。1952年，我考入华中大学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正式开始学习历史。1956年我大学毕业后，被保送报考并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通史研究生班，跟随吴泽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史。1958年，我回到华中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现在，都在历史系（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就这样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
问：您从事历史学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但时至今日您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科研、教学工作。请问您这种持续稳定的工作动力是怎么形成的？
答：偶然加习惯，成为自然。学习历史、从事史学研究是偶然的因素。至于工作动力的形成，则是习惯成自然的事情。现在有一些对老年人的总结：50回头望望，60告老还乡，70打打麻将，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在墙上。这些事我好像都没有经历过。老实说，80岁以前，我从没有顾虑过“老”和是否继续工作这一类的问题。我最近在写回忆录，正好写到60岁那一年（1993年）。那一年全国最后一次开展“国评博导”评审活动，之后博士生导师都是由高校自评。博导本来不是新鲜和特殊的称号，但是在一定时期当中，好像具有一定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国评博导”。我60岁那年评上博导，就没有考虑过退休的问题，就自动延续下来了。70岁退休后，学校返聘，一直到现在，学校给我补贴，那我就想着还要做点事情。所以，从1994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招博士生，这样形成了习惯，就感受不到什么累不累或者什么动力问题。因为我不会是那种“70打打麻将，80晒晒太阳”的状态，虽然下棋、打牌这些事我都会，但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太大意义，不适合我。
几十年来，教学、科研工作就像一日三餐一样，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近几年，我一般一天工作四到六个小时，有时候时间稍微长一点。中间会临时穿插一些其他的事，比如邮件来了，学生的作业拿过来了，我就要看。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看看书，想想问题，写写文章，写写回忆录。教学和学术研究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几十年如一日做学问，没有很高的境界或特别的动力，就是习惯成自然。
问：从最早的秦汉思想史、制度史，到文化史、学术史，再到老庄学，您的学术兴趣有过几次转移，请问您为什么会对这几个领域感兴趣？又是为什么产生兴趣的转移呢？
答：这是具有很多偶然因素的。实际上我最早还不是做秦汉史，我读研究生时想研究明清史，一是觉得明清距离现代近一点，二是想也许没有古文字的困扰。这都是和当时大部分年轻人一样的错觉。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访问，就是与明清史研究室的学者们（胡一雅、周远廉等）在一起交流。回到武汉，在唐长孺先生的影响下，我系统地阅读《隋书》及《新唐书》《旧唐书》等，同时还新读了《史记》，又在系资料室查阅过大量图书，写过一些唐史相关的论文。少数论文公开发表过，大多数未刊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停了下来。1975年，云梦秦简发现后，友人谭维四（曾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送给我一份释文的打印稿。当时我在学校的京山分院，于是跟七五级政史系的学生们一起阅读、学习，因担任“通讯员”工作，写了一些“应时”文章，其中仅发表了一篇《啬夫考》，后来又写过几篇文章，算是有点学术意义。
因为读云梦秦简，我产生了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念头。真正开始做秦汉史研究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具体来讲是从读《吕氏春秋》开始。读《吕氏春秋》的最初目的是想看看有哪些关于秦代的材料，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那不是材料问题，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最后逐渐形成秦汉新道家的观点。1984年，我出版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一书，对秦汉新道家的思想和主张进行了初步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我同安作璋先生合作《秦汉官制史稿》。该书完成后，安先生提出写兵刑史，但我认为“兵”和“刑”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的说法，现在已经把军事问题和刑法问题完全分开，后来我独自完成《秦汉军事制度史》。安先生草拟了法制史的大纲，我也曾打算参加的，后因客观上较忙的原因，未能实现再次合作。所以我研究思想史从《吕氏春秋》开始，与制度史的研究（从官制史开始）差不多同时进行，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完成《秦汉军事制度史》之后，我就集中精力进入文化史、学术史领域。我觉得制度层面是较为呆板的东西，而研究文化史，主要是研究人类文明成果的发展过程（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研究文化史比较活跃，更有趣一些，可以说文化史、学术史在传统文化中起到核心作用。所以我的兴趣不是在转移，而是不断在发展，是随着我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产生的。比如对秦汉新道家的研究，别人都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是杂家，但我读之后发现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样的，所以提出秦汉新道家的观点。这就不是兴趣转移，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提出的问题。
至于老庄学的研究，这倒是一个转移，向老庄学转移的原因有一些偶然因素。1993年，我应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的邀请，赴西安参加一个有关老子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但我那时还没研究过老子，于是把两千年来老子思想的传承发展轨迹做了梳理。这是在西安举行的第二次老子思想研讨会，在第一次会上就有学者提出要写老学史。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得到张岂之先生的肯定，我建议他组织写一部老学史，当时他没表态。我回武汉后找到马良怀和刘韶军两位学者合写《中国老学史》，这本书于1995年出版。这就是我转向老学史研究的偶然性。到2000年，第三届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梳理了庄学史的发展脉络，会上中国社科院余敦康先生问我是不是打算写一本庄学史，我回来后立即着手准备，最后完成《中国庄学史》。所以，只是偶然的因素让我进入了新的学术领域——老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