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领域的新开拓：老庄学研究
老庄学研究是熊先生继秦汉新道家之后在道家领域的另一重要开拓，自1993年开始关注并撰写《中国老学史》，至今亦已近二十年。老庄学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各大学科门类，是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领域，熊先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全面规划，而且培养、组织学术团队合作研究，从而不断推出新成果，令学术界为之瞩目。
1.中国老学史研究
在中国文化上，《周易》与《老子》这两部经典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至深至巨。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历代都有人注解诠释，由此形成了易学；作为道家元典的《老子》，自战国时期的韩非开始，历代也有大量人士为之诠疏笺注，阐发玄旨，由此形成了老学。易、老之学各以其丰富精深的内容和思想创见，构成了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重要篇章。然而，与易学历来受到学界与社会的重视不同，老学长期以来罕有人关注，是一门客观存在却又长期被忽视的学问，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此后，在一些道家文化的研讨会上，朱伯崑、熊铁基等先生一致呼吁要加强老庄学的研究。1995年，熊先生主持撰著的《中国老学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3]。全书在对老子其人其书进行辨析以后，论述老学的初兴以及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对不同时期老学研究的特点、总体情况、代表人物与代表作进行较系统的阐述，既有宏观的总结，又有微观的分析，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关于熊先生老学研究的学术贡献，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4]，这里再强调三点：
其一，关于老学研究的目的与价值追求。熊先生在组织撰写《中国老学史》时，明确指出其目标是“揭示老学的历史进程，找出老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了解老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而确立老学的历史地位”[15]。为实现这一目标，老学史的撰写便不仅仅是学术史层面的梳理，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结合。熊先生在《中国老学史》中强调了一个观点，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学者总是根据政治、道德、思想领域的时代变化，不断地对《老子》做出新的解释。因此，老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即是要找出不同时代老学著作中的新的思想内容，由此分析一定历史时期哲学思潮的特征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这样，便可以从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和研究各历史时期的老学著作。以汉代老子的研究为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但注者的理解和发挥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汉老子”。“汉老子”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又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16]。
其二，关于老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熊先生在《中国老学史》的结束语中指出：“对于老学史的研究，可以从更加广阔的方面展开。例如分专题对老子思想进行阐释，如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等方面的专题；分宗派研究老学史，如道家、儒家、佛家对老子思想的不同解释，以及老子思想与三教思想的汇通、与三教人士的关系，在道家文化中的地位等；也可以断代进行研究，侧重阐明老子思想与不同时代的社会、老子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等；还可以断代与专题结合研究，如唐、宋、明、清四个皇帝的《老子注》就是一个题目；此外，《老子》书的文献学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如《老子》的版本、校勘、训诂、考证等研究。总之，深入、全面地进行老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熊先生所言，既是对如何深化老学进行的思考，实际上也指明了老学研究的方向。从1997年开始，他又组织撰写《二十世纪中国老学》[17]，并指导博士生进行断代老学的研究，先后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刘固盛的《宋元老学研究》[18]、董恩林的《唐代老学：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国之道》[19]、韦东超的《明代老学研究》、刘玲娣的《汉魏六朝老学研究》。按照熊先生的思路与提示，刘固盛又撰写了《道教老学史》[20]，合著《近代中国老庄学》[21]，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老学通史》（五卷本，300万字），指导博士生完成的相关博士论文有李程的《近代老学研究》、吴雪萌的《英语世界老学研究》、王闯的《清代老学研究》、涂立贤的《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研究》等，其对老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规模并走向深化。
其三，关于老学文献的整理。历代《老子》注疏是老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台湾严灵峰编有《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但所收不全，一些版本也不清晰，已不能满足当前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2007年4月“国际道德经论坛”在西安与香港举行，论坛结束后，熊先生便致电当时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提出编纂《老子集成》事宜。这一建议得到国家宗教局的认可和重视，并正式行文启动这一工作，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承担。熊先生组织了十多名学者参与整理，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点校。《老子集成》共收集、标点整理了自战国至民国时期265种历代的《老子》注疏，其中有80多种是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中没有的，包括50余种难得一见的孤本或善本。《老子集成》于2011年8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熊先生担任主编，共计15卷，1100万字。在首发式上，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对该书的学术水平和文化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套丛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推动道家学说的研究和道教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它是老子文化的集大成，是老学发展的里程碑式标志，是中国道教文化扩大影响、持续发展的重要助推，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推动文化交流的重要介质。熊铁基先生在发言中亦从三个方面强调了《老子集成》的价值。首先，《老子集成》有利于正确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更好地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老子》作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元典”之一，对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倡导国学，提倡读《道德经》，然而面对众多的版本，应该如何选择？我们要提供比较正确的读本，这是专家、研究者的责任。其次，《老子集成》对道教文化的发展与提升大有裨益。道教创建之后，《老子》的经典地位进一步确立，以后众多道经的出现，大都与之相关，尤其是历代道教学者、高道对《老子》的阐释形成了一部“道教老学”的发展史。因此，《老子集成》对《老子》传本和注疏本所做的全面搜罗和整理，进一步彰显了道教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老子思想的重大历史影响。再次，《老子集成》对历代“老学”文献的编纂与整理，不仅能够为“老学”研究提供基本的资料，同时也是一项有益于中国思想文化史、哲学史的文献工程。这项成果在当代学术文化事业发展中，一定会长久地发挥应有的作用[22]。
2.中国庄学史研究
鉴于老、庄之间的密切联系，熊先生在继续老学研究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了庄学，由他主持撰写的《中国庄学史》于2003年问世[23]。由于有了《中国老学史》的写作经验，熊先生对庄学史的研究更加得心应手了，如他所总结的：“我们仍然坚持注意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条件，但努力克服写《老学史》某些泛的毛病，而特别注重学术文化的背景和条件。又例如，在写各个时期庄学概貌时，更加注意其全面性和系统性，注意前后照应和比较。或者《庄学史》比《老学史》略胜一筹，这不是自夸，而是一点自信。”[24]《中国庄学史》仍然援用《老学史》的基本体例，在概述庄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的基础上，分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庄学等几个大的部分，用点面结合的立体式结构，对中国庄学从先秦至清代二千余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中国老学史》一样，《中国庄学史》出版后即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思想史”，“对我们把握中国经典的诠释特性，极有价值”[25]，“它为中国哲学与道家文化的研究不仅仅开拓出了新的天地，而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6]。
《中国庄学史》认为，《庄子》的文本经历了一个从古本到今本的演变过程，古本《庄子》五十二篇为刘向选定的可能性很大，此本曾流传到魏晋南北朝，后为郭象删定的三十三篇本所代替。隋唐及以后的庄学史，主要是以郭象本为基础而展开的。庄子思想的要点在于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其所说的精神自由、万物齐平、顺乎自然，是庄子思想的三个基本支点。掌握了这三点，就可进而讨论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和应帝王的问题。秦汉时期是“庄子影响的潜行期”。《吕氏春秋》多引《庄子》，并对其思想加以强化；《淮南子》“考验乎老、庄之术”，其中《齐俗》《人间》《俶真》《道应》诸篇发挥庄子的思想颇为明显。《庄子》对儒学也有渗透，如其中的天人“相类”“相通”思想、气的思想，都对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有所影响，庄子与汉代经学的关系亦相当密切。到东汉时期，《庄子》的影响渐渐增大，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子》成为“三玄”之一，读庄成风，注庄成学，庄学得以勃兴。当时无论是玄学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学说，或者玄学的一些主要论题，往往通过注解《庄子》而得以阐发，可以说，此一时期人们对《庄子》的运用和发挥超过了《老子》。阮籍、向秀、郭象等人的庄学思想可为代表，特别是郭象的《庄子注》，不仅裁定《庄子》为三十三篇，而且借注庄发挥他的玄学思想，既阐发了“独化于玄冥”的哲学本体论，亦论定“名教即自然”，玄学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佛学亦与《庄子》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无论其“格义”之法，还是般若学，都有借助《庄子》之处。《庄子》思想丰富了般若学，般若学也对庄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隋唐时期，庄学继续发展。由于李唐王朝推崇老子与道教，道教教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要的创发，其具体表现则是重玄学的阐扬。重玄学的兴起，不但依靠于老学，而且借助于庄学，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疏》即是代表。除了对道教的影响以外，唐代庄学对文学的影响亦很大，李白的诗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都可以从《庄子》那里寻到踪迹。宋元时期，庄学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该时期庄学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并注重阐发《庄子》的义理，一方面注意庄子本身的主要思想，但更为重要的是注者对庄子思想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如王雱以儒家道德性命之学解《庄子》，陈景元将《庄子》与道教的炼养方法联系起来，林希逸援理入庄、庄禅并用，禇伯秀把“性命双修”思想与《庄子》会通，等等，充分显示出了宋元庄学多姿多彩的时代风貌。明清时期，庄学发展到一个总结性阶段。该时期庄学成果众多，如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欲合老庄与释氏于一家；释性通的《南华发覆》以道德二字概括庄子内、外篇之大旨；方以智的《药地炮庄》诠以佛理，借汪洋恣肆之谈，以自摅己意；王夫之作《庄子解》《庄子通》，以为“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故就庄子思想“因而通之”，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学术体系；等等。明清庄学在总结中又有发展。
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梳理庄学发展历史及其影响的著作，《中国庄学史》同样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它与《中国老学史》一起成为熊先生老庄学研究的“双璧”。其运用历史文献与哲学思辨相互结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庄学发展时代背景的分析方法，将庄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联系起来的学术理念，都成了老庄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当然，相对于庄学浩繁博大的学术体系，《中国庄学史》尚不足以穷尽其所有内容，因此，2009年熊先生又主持了该著的修订，在保持原来框架和体例不变的基础上，对庄学发展的学术背景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增加了20余个新的个案分析，并附上了庄学文献提要，全书字数由原来的50万增加到近100万，分上下两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7]。新版庄学史体现了目前庄学研究的最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