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

臧知非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熊铁基先生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以下简称《略论稿》）一书中，曾对《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学术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并根据其内容较之老庄思想的新变化称之为新道家，并对秦汉新道家的特点、代表人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指出秦汉新道家之“新”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由批判儒墨变成了兼儒墨、合名法”，这“是站在道家立场来‘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二是“由逃世变成了入世。新道家不回避现实矛盾，也不轻率地对待矛盾，他们的代表作都认真地讨论现实问题，这些代表作可以说都是政论书”。三是“发展了天道无为的思想，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人生和政治上去了”，这就是把《老子》消极的无为变成了积极的“无不为”^[1]。如果说，《略论稿》对秦汉新道家的形成、特点进行的仅是纲领性的论述的话，那么，时隔十六年之后问世的《秦汉新道家》（以下简称《新道家》）一书则对秦汉时代道家思想的源流及其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后者较前者“初步具备了比较完整严密的体系，分‘历史’和‘思想’两篇，是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也力求向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方向上努力”。其中，“历史篇”“是原《略论稿》中所没有的”^[2]。作者的话过于谦虚，若比较两书，思考的深刻和论述的严密，后者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在方法上，前者只是就思想论思想，纯粹从思想源流上说明秦汉新道家的生成和发展，即认为《吕氏春秋》是新道家形成的标志，《新语》和《淮南子》是新道家的发展，关于东汉和魏晋时代新道家的影响只是做线条式的勾勒，至于新道家的思想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关系，则付之阙如。这在当时是完全的创新之论，但是论证还不够严密。后者则在从学理上对秦汉时期新道家代表人物和著作的属性深入探讨、补充前者不足的同时，注重从“变”的角度，对新道家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这在近二十年的秦汉思想史研究中是有着鲜明个性特点和学术创新特色。首先，就学术观点来说，注意到道家学派在秦汉时代演变和作用的不始于熊铁基先生，但从新的视角，用“新道家”之名代替传统的黄老观念，系统说明秦汉道家与先秦道家的区别与联系，揭示道家之学在秦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据笔者所见，熊铁基先生则是第一人。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黄老道德之术与黄老道家的区别、道家的形成过程、司马迁父子对道家学派的分析、道家思想对秦朝政治的影响等，都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其次，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作者是在全面把握秦汉社会变迁及其与思想文化的关系的基础之上，从思想与政治实践互动的角度探讨思想变迁的深层动因的，这除了作者首先是秦汉史专家，对秦汉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和造诣，具有纯粹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所无法具备的优势之外，更决定于作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洞察力。可以说，这对如何分析思想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当然，学术研究，仁智互见，对任何一种观点存在着争论和分歧，都是正常的，也正是这种分歧和争论，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但是，无论学术界对秦汉新道家之说及其具体问题的分析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作者的思考和探索精神、《新道家》对深化这一课题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屈指算来，《新道家》问世已经三个年头，若从《略论稿》首次提出秦汉新道家这一学术理念算起，已经经历了整整二十年的学术检验，原来对新道家之说持怀疑、批评观点的学者，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有分歧，但在整体上早已直接、间接地认同和采纳了熊铁基先生的观点，有的则在《新道家》的启发之下，对《略论稿》和《新道家》提出而没有展开的问题进行了发挥而成绩斐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笔者就秦汉时代的新道家与政治实践、社会发展、学术走向的关系问题谈一些看法，希望有拾遗补阙之效，也请熊铁基先生和学界同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