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基和老安

安作璋

今年是熊铁基先生八十华诞，为了对老朋友表示祝贺，总得要说几句话。为帮助记忆，我翻箱倒柜，拣出他历年寄给我的厚厚的几十封信，如果再加上不慎遗失的一些信件，可能有近百封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封信开头的称呼是“作璋同志”，第二封信就改称“老安同志”，到第四封信开头就直呼“老安”了。这几种称呼都是社会上流行的敬称，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推敲起来，似乎其中就有点庄重和亲热之分了。我习惯称他为“铁基”，也喜欢他称我为“老安”，所以这篇小文的题目就写作“铁基和老安”了。

我和铁基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了。记得是1980年11月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烟台教育部组织的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审稿会上。会后他回武汉时又路经济南舍下，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可谓相见恨晚，以后又多次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合作，有时还讨论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问题。此外，我们两个家庭成员之间也有相互接触。如此频繁的多方面的一来一往，遂成莫逆之交。

学界大都知道，我们曾合作写过一部《秦汉官制史稿》。先是在烟台会议以后，我们就曾商量过写一部秦汉史，后来经了解，林剑鸣教授已出版《秦史稿》，并且还准备再出版一部《秦汉史》，因此作罢。好在当时我手头还有一部秦汉官制史的书稿，虽然比较简陋粗糙，但已有一定的规模。同时铁基也说他编写过秦代官制的资料，这样经过我们两人商量，遂决定在原来书稿的基础上再加深加广，既要详细占有资料，又要有深度的研究。从1981年开始到1984年，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扩写成一部70余万字的大书，这就是1984年、1985年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的《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此书出版后，不断听到或从报刊上看到学界的好评。如郑州大学袁祖亮教授在《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8期）上发表评论文章，称此书“不仅填补了断代官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又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进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的里程碑”。山东大学孟祥才教授也曾对他的学生说：“研究秦汉官制史，这本书是不应该绕过的。”当然，这些话都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之辞，但我们的合作和成功，的确也成了学界流传的一段佳话，并曾被著名学者、河北大学教授漆侠先生所一再称道。说到这里，还有几句插话，就是在我们合作之初，铁基曾收到另一位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可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安作璋同志是熟人，他学风朴实，为人正派，你们合作，定能有好的结果。”当时铁基为了表示他合作的诚意，就把原信转给了我，并在来信中说：“这准确地表达了我对你的看法。”此外，铁基还十分坦率地自陈其优缺点，以便增进相互了解。说来也巧，我们两人合作，恰好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既能按时完成计划，又可保证书稿的质量，事实也是如此，而且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没有辜负老朋友的殷切期望。以后，我们在几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能够做到推心置腹、相待以诚、互敬互助、互谅互让，这是我们之间友谊所以长存的根本原因。

《秦汉官制史稿》出版后，1985年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2007年齐鲁书社再版，将其合订为一巨册。这中间相隔了二十多年，经过时间的检验，证明该书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并为学者所需要参考的一部书。

《秦汉官制史稿》完成后，本来我们还有继续合作写书的打算，先是酝酿编写一部秦汉兵刑史。古代兵刑合一，班固《汉书》即未专设兵志，而并入刑法志。因为秦汉的军事制度和刑法制度也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方向开始有所转移，再加上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好作罢。但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后来铁基写了一部《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我和我的研究生陈乃华写了一部《秦汉官吏法研究》作为《秦汉官制史稿》的姊妹篇或续篇（齐鲁书社，1993年）。这样也可以说是对以前合作的继续。

此后，由于我们的研究领域都在逐步转移，铁基的重点是在他原来写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的基础上向思想文化领域发展，尤其是老学、庄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1995年）、《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独步学林，有着独特的贡献。我除了继续研究秦汉史外，研究范围则在不断扩大，向着中国通史、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以及中国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发展。

但是我们的合作并未因此中断，仍然继续发展，不过内容和形式有些改变而已。例如我们经常一起参加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活动，共同参加过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卷）的编审工作，又如华中师大的职称评审、博士学位点的申请，山东师大和华中师大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的评审、答辩等等，则经常通过信件或电话联系，共同商量意见或处理办法。正如开头所说，三十年的学术交往，约有100封信，这在同道中恐怕是很罕见的。

最后，我还要提到，我们两家人的来往、联系也是很多的。首先铁基老伴李雪松老师和我的老伴陈有今老师两人经常陪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她们是同年同月出生，李比陈大十几天，她们每次见面都是嘘寒问暖，谈笑风生，亲如姊妹。现在她们虽然年事已高，不常见面，但彼此仍然念念不忘。再就是铁基的一对儿女，女儿嘉慧有一次来山东泰山旅游，曾在舍下住过，真是人如其名，聪慧伶俐，活泼可爱，后来听说她跟爱人侨居美国，1998年一胎就生下三位千金，可喜可贺。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恐怕已是绿树成荫子满枝了。祝愿她一生幸福快乐。儿子嘉忠1986年考入山东大学，在学习上比较努力，学习成绩优良；在生活上要求不高，简单朴素；为人心地善良单纯，沉稳有度。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期间，铁基和我都不放心，我曾嘱托熟悉的山大老师对他多予关照。幸好他平安无事，于1990年顺利毕业。嘉忠后来到深圳工作，靠着自己的勤奋、刻苦、努力，现在已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了。拉拉杂杂写了这些，无非在说明，我和铁基不仅是金石之交，而且也是通家之好。

孔子论交友之道，认为“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对我们来说，还可以再加一句，即“友好合作”，也就是今日提倡的团结协作精神。

最后，祝老朋友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原载《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