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琐忆

刘庆华

己亥年末，范军、董恩林老师在师门群中发布公告，说准备在熊师米寿之际出版《熊铁基的学术人生》纪念文集，急性子的我立马举手赞成，过后一看征稿启事，才发现熊师等身的大著中我只认真拜读过《汉唐文化史》，看来自己是没法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只能拉杂往事，写几行受学的感悟。

我有幸于1984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年之所以选择该校该专业，一是因为我们中学历史老师是地道的武汉人，武汉大学毕业的，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湖南岳阳，他有意无意中培养了我们对武汉这座大城市的向往；二是因为那时毕业包分配，没有就业的考虑，主要看哪个专业强，哪里有名家大家，当时张舜徽先生、章开沅先生就是华师的名片。刚到华师报到不久，就从师兄师姐那里听说了历史系的一些基本情况，尤其是某某老师的逸闻趣事传得特别广，其中就有熊师，说他上课很随性，抱一摞书到讲台，一会儿翻这本，一会儿翻那本；又说他好斗，可对着校长拍桌子。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同学们对熊师上课也就有了一种期待，想一睹其风采。有幸的是大学一年级我们就在教学楼101大课室看到了抱着一大摞书上讲台的熊师，他随兴而发的讲课印证了民间传闻。尽管有人对此非议，但我却非常喜欢这种不拘一格的讲课风格，一来因为有与中学老师上课完全不同的新鲜感，二来这种天马行空的发散性思维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质疑能力远比照本宣科的知识讲授重要得多。因为喜欢熊师天马行空的风格，我选择了熊师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考研时，我原本打算选择中国近代史，主要原因是那时思想极其单纯，特别爱国，每次上近代史课都是热血喷涌、义愤填膺，深感百年屈辱之痛。然而在临考前一个月，我突然感悟到中国近现代史有太多的禁区，而这禁区似乎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开设了文化史方向，熊师也刚好在1987年设立了汉唐文化史专业方向，于是我临时抱佛脚，突击了一个月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学习阶段，熊师延续了开放式教学风格。他一般会给我们开个书单，并不限制我们的读书范围。每周，熊师指导的八六至八九级的几个学生在教学楼二楼最东头的教研室集中向老师汇报读书心得，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也许正是先生这种任凭学生兴趣所致，没有门户之见的开明学术氛围，使得熊门几十个硕士、博士毕业后只有少数学生一直跟随先生的研究范围做学问，而大多向其他各种专业发展，做各种工作的都有。我本人也得益于这种广博、开明的读书、思考、讨论的学习氛围，因而毕业论文倾向于文学艺术方面，并使之成为自己一辈子教学和科研的方向。虽然工作后交往的多是中国古代文学圈内的人，但有次与一个20世纪90年代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杜姓同事聊天时，他竟然说他的学位论文就参考了熊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和《汉唐文化史》，这让我很是惊讶于熊师学问的跨界性和影响力。去年，我工作单位美术学院的朴老师即将退休时将自己的藏书送人，其中居然也有一本熊师1993年于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汉唐文化史》，我如获至宝地珍藏了。至于熊师拍校长桌子的传闻，我未曾亲见，也不敢胡乱猜测，但先生的仗义执言却是有口皆碑的。我想，不管有没有拍桌子这回事，至少说明熊师为人的正直和为学的敢于创新，这在我有幸参与的几个学术会议中即可见一斑。记得1989年春天，我和师兄冯正安跟随熊师去山东开秦汉史的学术会议，熊师在会上就发人之所未发，当场和人辩论得热火朝天。

毕业转瞬三十年，直面而来的2020年真是个值得记起的一年。早在是年春节远未到来时，民间就有各种对庚子年的预测，随之而至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将全国十几亿人困在家里，多事之秋的说法似乎得到印证。武汉作为疫情的中心自然凶险得多，群里同门首先就是担心熊师的安全，得知先生的公子、女儿都在家过年陪伴先生，才稍稍放下心来。本来先生的米寿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在这种蜗居的心境之下写这篇类似回忆录的琐忆难免会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这种伤感源自人类生命“奄忽若飙尘”，不能如金石般坚固的共同悲哀。想当年第一次在教学楼101大课室看到熊师抱着一大摞书在讲台上随兴而发时，那时的先生还是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转眼之间就到了米寿，的确让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先生有长寿的身体基因和心理、精神状态。2018年国庆节，八四级同学回母校庆祝毕业30周年，看到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不禁感慨三十年过去，学生老了，先生依旧当年。依旧当年的不仅有先生的精神状态，更有先生的学术生命。而今已届米寿的熊师不仅一直未退休，担负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重任，而且还在权威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长篇学术论文，这种长青的学术生命是驽钝如我感佩不已的。伤感的是逝水流年，人终究逃不过自然规律，不免要老去、故去。2017年，慈惠的师母李老师仙逝，亦师亦母的李老师待我们如亲人的点点滴滴常萦绕于学子心头。李老师是知识女性，本来不太擅长厨艺，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穷得肚子里没油水的我们却好几次享受了师母亲自操刀的饕餮大餐。等到自己也成为“家庭煮妇”后，才知道每一顿饭的来之不易。想当年，李老师为了招待我们这些穷学生是怎样勉为其难。2018年初，熊师来广州开会，我们同门小聚接风，熊师感慨地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来广州了，说师母的去世让他惘然若失，手足无措。先生的话颇让人意外，也特别伤感。在我们眼里，先生是个特别开朗、乐观旷达的人，师母的病程也持续了好几年，本以为熊师有了心理准备，没想到他却如此黯然。我想，这种感伤也许是几十年相濡以沫、朝夕相守却突然失却的茫然与无奈，是对生命终究不能如自然万物循环往复的感伤。庄子一死生、齐物我的超然，在其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是个遥远的绝响，连陶渊明、苏轼也未必能达到，凡身肉体如我们就更没有鼓盆而歌的超然了。岁月易逝，师恩常在，但愿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先生在，根在。

2020年5月庚子年宅家追记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