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熊门记
郭康松
能成为熊铁基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是注定的缘分。
1981年高考，我懵懂之中考了403分（英语考了6分），当年的本科线是383分，重点线是398分，当时一心想当法官的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山村的孩子，生怕落选，第三志愿填了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历史专业，并在是否服从调剂栏目写了“服从调剂”。在20世纪80年代初，“臭老九”的名声犹在，大家大都不愿读师范院校，所以师范与农、林、矿等专业一样，是提前批录取。我没能实现我的法官梦，被录取到武汉师范学院历史专业，如果不是到武汉师范学院读历史专业，我不可能成为熊老师的博士研究生。
我读的是师范专业，毕业后的去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回到宜昌去高中当历史老师，此非我愿，故发奋考研。对高考外语靠撞大运得了6分的我来说，要通过研究生的外语考试实属不易，万幸的是我的英语过了国家线，让我成为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如果不读硕士研究生，我也没有可能成为熊老师的博士研究生。
1988年6月硕士毕业时，业师舒焚老师要我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陈述先生门下读博。陈述先生是研究辽金史宗师级的大学者，舒老师是研究辽史的大家，陈先生向舒老师询问是否有合适的博士生人选，舒老师推荐了我。当时社会上流行“下海”，读书风气淡薄，有个说法是“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读博的积极性不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家里穷。24岁的我，不想再增加父母的负担，想早点工作，于是放弃了读博，承蒙古籍研究所所长、业师朱祖延先生不弃，留校工作。当年如果有幸进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读博，我也没有可能成为熊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如果不幸没有留校工作，成为熊老师博士研究生可能性也不大。
到了90年代初，风气为之一变，读博成了高校“青椒”们的追求，于是我准备考博。1990年，我在襄樊市博物馆学习。1991年回校后，与张林川兄一起去拜访张舜徽先生，准备报考张先生的1992级博士研究生，张先生说人选已定，要我1993年报考。不幸，先生于1992年11月遽归道山。当时博士点的设置与现在不同，是因人而设，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不像现在拥有博士授权点的单位可以自己遴选博导。张先生仙逝后，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点停止招生。彼时，武汉与文献相关的专业只有华师一个点，我家小女尚幼，又无老人可以依靠，离开武汉到外地求学没有可能，我苦闷异常。1994年，我得知熊老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这个历史文献学的博士生导师时，欣喜不已。此前我多次听熊老师的弟子、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桑士显兄讲到过他的导师熊老师，说熊老师是一个学问好，对学生特别关爱、极其严格的老师。受士显兄的引导，我还专门找到熊老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认真拜读过。但我与熊老师并不相识，于是找到在华中师大历史系读过硕士研究生的本科同班同学游翔引荐，拜访了熊老师。
熊老师问了我的本科学习、研究生学习、发表论文等情况，我一一作答。熊老师专门问了我本科时有哪些老师给我上过课，我纳闷熊老师为何问得这么细，是否在考察我是不是一个读书的料。熊老师告诉我，给我上历史文选课的刘及佳老师、上近代史课的朱纯超老师、上现代史课的蔡树晖老师，与熊老师和师母李雪松老师（也是华师历史系的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这一下子就让我与熊老师有了亲近感。朱老师与蔡老师是夫妇，我当时想，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不仅谈恋爱是很自由的，在分配工作时还尽量照顾到一起，我们20世纪80年代同学之间不仅禁止谈恋爱，而且那些偷偷谈的同学在分配时还会被分到不同城市。正当我心猿意马时，熊老师介绍了后来成为我师兄的三位考生的情况：华师历史系的姚伟钧、吴琦和三峡大学中文系的王作新，他们都是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当时都已是副教授，成果颇丰。熊老师还专门拿出《文史知识》给我看，上面有王作新师兄发表的大作，印象中还不止一篇。我虽也发表过5篇文章，与三位师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心中不免没有了底，盘算着姚伟钧、吴琦都是本校本院的，如果有两个指标应该会优先解决本院青年教师的读博问题吧，如果有三个指标应该是熊老师很欣赏的王作新吧。熊老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善解人意地安慰我说：“你年纪小些，成果少点很正常，只要你考得好，我按成绩录取。”
专业笔试中有一道题是论述荆州学派，虽然此前在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看过相关内容，有些印象，但记忆不深，所以回答得不好，最后考试的结果不出意料的是我摆尾。虽然成绩也达到了学校的招生线，但熊老师只有三个招生计划，我当年读博的梦想已然落空，已做好第二年再考的准备。临近暑假放假前，我在古籍研究所办公室接到熊老师打来的电话，说争取到了一个定向委培的招生计划名额，问我愿不愿意读。我不知道熊老师是如何争取到这个名额的，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也没有问过。依据我后来对熊老师的了解，他为了帮助学生，是会放下身段，求告有司，找大小领导争取的。对这个来之不易的计划，我是喜忧参半，甚至忧大于喜。定向培养是要交学费的，每年8000元，三年共计24000元，这笔钱在现在看来不是大数目，但对1994年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交不起学费，就会失去机会，也辜负了熊老师的一片爱徒之心，情何以堪！当时我回答熊老师：“我非常珍惜您为我争取的机会，我非常想读书，但经费无着，容我过两天回复您！”熊老师说：“越快越好，最好明天回复，还有其他专业的导师和学生惦记着这个指标。”
我赶紧向我的硕士研究生大师兄、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林川求助。林川兄非常支持，立即去找学校的范际燕副校长。第二天，正当我忐忑不安之时，林川兄带来好消息，学校同意承担二分之一的学费，另外二分之一的学费由古籍研究所承担。学校的条件是要签订服务协议，博士毕业后要为湖北大学至少服务十年后才能调动。机会难得，我欣然答应签订十年“卖身契”。我赶紧给熊老师报告可以由湖北大学委托培养。
我很幸运地成为熊老师招收的首届博士研究生。在9月开学报到后，熊老师专门跟我们谈话，算是我们的第一课吧。熊老师讲了一些学习要求，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全了，印象深刻的是以下四点。
熊老师说：“把你们招进来，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半。”我的理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研究生就是以自己研读为主，当时有个说法“研究生，研究生，要做研究才是研究生”，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更应是如此。不像现在博士生课程多，甚至是不同二级学科的博士生要上几门同一一级学科的课程。
熊老师说：“你们在学术界，说是我熊铁基的学生，在其他领域我不敢说，但在秦汉史学界，应该是算数的。”这既体现了熊老师的谦虚，也体现了熊老师的自信。在学界有些人没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可以通吃，在任何领域都敢妄下雌黄。熊老师的自信是立足于其在秦汉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过硬的成果：《秦汉新道家略论稿》（1984）、《秦汉官制史稿》（1984）、《秦汉军事制度史》（1990）、《汉唐文化史》（1993）和一系列具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熊老师说：“你们入学之前都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所以我不强求你们做与我同一方向领域的选题。”这让我感受到先生的大气与为学生着想的爱心。所以后来，大师兄姚伟钧继续其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二师兄王作新继续其文字学研究，三师兄吴琦继续其漕运史研究。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辽文献与辽文化研究，因在古籍研究所工作，所以确定以清代考据学为我的研究领域。后来我们“四大金刚”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得到较好的发展，与熊老师在博士培养中因人施教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我承袭了熊老师因人施教的研究生培养理念，在1997年开始做硕士导师后，对具有不同知识结构和爱好的学生因人施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熊老师说，写文章就像建房子，写文章的史料就像是建房子的沙子、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同样的建筑材料在不同的建筑师的手里所建成的房子是不一样的，有的美轮美奂，有的俗不可耐；有的宽敞明亮，有的逼仄阴暗，所以房子设计很重要。同样的史料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写出的文章也大不相同，有的提纲挈领，有的言不及义；有的不枝不蔓，有的叠床架屋，所以论文构思与提炼很重要。这对我有很大启发。读博期间，我参与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集体项目《中华成语辞海》的编写工作，经常查阅《汉语大词典》，发现其释义、语源、用例等个别存在问题。如果仅仅是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列举纠正，这也是一般通行的做法，我认为意义不大，因为从一部超大型语文工具书中要挑几十条、几百条甚至上千条不准确或错漏之处，都是可能的。我想，这些材料如果不写文章是一个浪费，怎样构思提炼才能发挥最大的史料价值呢？我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引入校勘学中的本校法，来看《汉语大词典》所存在的问题，这样就不是简单地纠正《汉语大词典》的一些错误了，而是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按此思路我写成了《用“本校法”看〈汉语大词典〉所存在的问题》一文，投稿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幸得时在学报做编辑的范军兄不弃，刊发于1996年第6期，并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1997年第3期全文转载。我当时并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任何编辑，纯自然投稿。范军兄后来入熊门，我们才成为师兄弟。
熊老师在开学第一课的金玉良言启人心智，让我受益良多。
过去拜师，一定要请老师喝拜师酒。熊老师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让我们请他喝拜师酒，反而赐我们喝收徒酒。酒宴在熊老师家中举行，师母李老师做了一桌菜，参加者除了我们四个弟子外，还有周国林教授、马良怀教授。熊老师从不喝酒，在桌上放了一斤酒，认为已经足够了，不一会儿，酒瓶见底。熊老师惊讶地说：“一斤酒你们都喝完了？！”熊老师不知道我们四个弟子都是高阳酒徒，当年每人可以喝八两到一斤，周国林教授、马良怀教授也是半斤八两的酒量。区区一斤酒哪里解得了馋，我们做学生的不敢作声，马良怀教授说：“熊老师，把您酒柜中的酒都拿来，我们可以喝个精光！”熊老师说：“喝不得了，郭康松晚上还要回湖大。”我在华师有宿舍，与二师兄王作新同住，因为女儿小，需要照看，如果第二天早上没有课，我一般不在华师宿舍住，都是骑自行车返回湖大。酒宴结束，临走时熊老师不放心我酒后骑车的安全，关切地问我：“郭康松，你喝了这么多酒，骑车回湖大有没有问题？”我说：“熊老师您放心，今天喝了一两多酒，没有任何问题，我喝半斤骑车回去也不会有问题！”
注册入学，聆听了熊老师的第一课，喝了熊老师的收徒酒，我想应该是正式入了熊门。
2020年8月8日于利川谋道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