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论集——熊铁基先生七十华诞纪念》前言
赵国华
铁基先生作为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骄傲。
今年4月20日是铁基先生70岁生日。
这七十年间，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真可谓日新月异。铁基先生的人生旅途，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既有风雨的洗礼、困苦的磨砺，也有成功的愉悦，终归还比较顺利。而与有的知识分子不同，他能够跟随时代前进，且不愿甘居中游。从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到参与各种批判活动；从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到对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这些做法、想法尽管有是有非，但体现着一种人生理念：与时俱进，永不落伍。
正因为这一理念，铁基先生对待人生，把适乎社会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当作做人的基本准则。少说一些空话，多做一点实事。从生活主流出发，来品味他个人的生活，可以概括出八个字：乐观、热情、积极、进取。在不太顺利的时候，他能够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在取得成绩的时候，他总是感到不满足，而继续努力进取。
正因为这一理念，铁基先生待人处世，具有高度的自律：诚恳、忠实、讲信用、重友谊。他经常解剖自我，“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因而在日常生活里，能跟大家“玩”在一起，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同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在教学实践中间，也经常跟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对那些“为人不正”者，难免有点义愤和批评，但到冷静下来，又会给予关心和帮助。这些行为留给他的，是“热心快肠，助人为乐”的评价。
正因为这一理念，铁基先生对待事业，可以说极为勤奋。他认真地对待工作，严格地要求自己，只要是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并且尽量提前做好。他不断地追求新东西，调整知识结构，扩大学术视野，提高认识水平。他在研究某项课题时，总是一如“平常”，无所谓严寒酷暑，无所谓节日假期，只有必要的工作、交往和生活，才会暂时搁下笔杆。在并不优越的条件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写下了一部部学术著作。
铁基先生曾经说：“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新东西，但愿都不犯这样的错误。”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今年也是铁基先生从事历史研究五十年。
这五十年间，华中师范大学从数校合并定型，到列为部属重点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队伍不断加强，教学质量不断改进，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历史学作为龙头学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史学界占据一定的地位。伴随着这一成长过程，铁基先生以其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两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铁基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秦汉史领域，上溯先秦，下迄唐宋，内容涉及制度、思想文化、学术三个层面。
秦汉制度史，是铁基先生最先着力的层面。这个层面的学术著作，包括《秦汉官制史稿》（与安作璋先生合著）、《秦汉军事制度史》。《秦汉官制史稿》以断代史的形式，论述了中央、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各种官吏的配置、职责及其演变，以及官吏的选用、考课和其他各项制度，揭示了秦汉官制的特殊地位，为进一步开展秦汉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而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作为《秦汉官制史稿》的姊妹篇，《秦汉军事制度史》对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队的构成、武器装备、后勤供给以及军法、兵法等问题，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是研究秦汉军事史的重要成果。
秦汉思想文化史，是铁基先生用力最深的层面。这个层面的学术著作有《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汉唐文化史》《秦汉文化志》《秦汉新道家》。《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以论文集的形式，集中讨论秦汉新道家的思想和理论，揭示它与先秦道家“相因而实不同”的特征，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增订本，《秦汉新道家》分历史和思想两编，从纵横两方面，对秦汉新道家的发展过程、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从而构筑起一个较完整的认识体系。《汉唐文化史》分综论和分论两编，着眼于精神文化，对汉唐文化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综论就汉唐文化的轨迹和特点，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分论则从家庭、经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做出了较具体的阐述。《秦汉文化志》概述秦汉文化的历史背景，讨论与文化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对秦汉文化的重要方面：社会思潮、学术、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
中国学术史，是铁基先生最近发力的层面。这个层面的学术著作，主要是《中国老学史》（合著）、《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合著）。《中国老学史》是一部专门讨论老子学说史的著作，在考证老子其人其书的基础上，从分析时代特点入手，综述每个时期的老学概况，阐发老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评介有代表性的老学成果，确立老学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老学史》的续篇，《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对20世纪老学的发展历程，分阶段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而在完成这两部著作后，他又开始撰写《中国庄学史》，来论述历代文化人物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阐发。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铁基先生所追求的目标显然不局限于秦汉史，而是横跨整个中国历史来俯瞰中国学术的过去和未来。
铁基先生觉得学无止境，对自己的学术著作，他总是说“下一本最好”。我们愿他在古稀之年，写出更好的学术著作，以嘉惠学术同仁。
今年还是铁基先生从事研究生教育二十年。
这二十年间，研究生教育异军突起，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支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拥有两个“基地”、两个博士点、四个硕士点，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从1983年起，铁基先生在中国古代史专业，先后在秦汉史、汉唐文化史两个方向，培养过8届硕士生，而从1994年起，又在历史文献学专业，先后培养过6届博士生。目前还有10人正在攻读学位。
在培养研究生方面，铁基先生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学术志趣，运用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
博通和专精，关乎学术研究的基础。铁基先生认为，没有广阔的基础建不起高楼大厦，没有广博的知识做不到专精深刻。况且做学问与建楼房还有一点不同，即知识的关联性更为复杂巧妙。所以，对于浩瀚的历史典籍，既要博览，又要精读，还必须由博返约，才能做出学问来。博览的要求，不一定涉及所有学科，但必须掌握与历史学相关的知识；精读除死记硬背外，更重要的是推敲琢磨，这样才能读出点名堂来。
学习和思考，属于学术研究的方法。铁基先生认为，学问的关键在于提出问题，问题把学习和思考联结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思考都是为了认识和解决问题。历史研究绝不能说空话，也不能没有理论，因而必须以史实为根据，做出合乎理论的思考。从书本中可以学习，从实践中也可以学习。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阅读原著，借此产生思想火花，通过深入的思考，得出科学的结论。
求实和创新，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历史学科的终极目的。铁基先生就此指出：“创新必须求实，求实才能创新。”历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主要包括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对旧材料的新解释、新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以及新观点和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老实的态度、扎实的功夫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只有老实的态度，才能充分了解研究状况，不做重复劳动；只有扎实的功夫，才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现在，我们作为铁基先生的学生，有的在高等学校执教，有的在企业集团任职，有的在新闻媒体就业，有的在行政部门工作，也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我们相信，有这么一批学生，对铁基先生来说，也应该是一种快慰。
祝愿铁基先生健康长寿！
2002年3月26日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