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的毕业

那个年代，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不多，在管理上不甚规范，当然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但毕业的要求和难度却不小。记忆中，我们是在博二与博三之间举行博士论文开题，我们的开题报告十分简单，准确说只有一个简单思路。伟钧大师兄的选题在中国饮食文化史方面；二师兄作新的选题则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康松师弟的选题确定在清代考据学的研究；我的选题则有反复，开题时意欲研究一个兴趣中的新选题，即明代王学左派的思想传播与社会影响，这个选题后来完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由于时间紧张的缘故，我停止了该项研究，最终提交的博士毕业论文仍是一直致力研究的《漕运与中国社会》。

那个时代的博士学位论文虽然无须盲评，评审环节仍是压力巨大。每篇博士论文须经七位专家的评审（印象中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是对应的），我们的论文需要收到七份通过的评阅书方可进入答辩环节。熊师分别给我们在全国学界联系了专业对口的专家评阅我们的论文，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费心费力。在熊师的悉心安排下，我们的论文评阅总体是顺利的，答辩也如期举行。

我们四人的答辩分为两组，每组两人，用时半日。伟钧师兄和作新师兄两人一组，答辩主席是裘锡圭先生。我和康松一组，答辩主席是李学勤先生。答辩委员会由七人构成，阵容庞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大咖云集。我们这个答辩组的答辩委员除了李先生之外，校外的还有武汉大学的黄惠贤先生、中南民族大学的吴玉章先生，然后就是我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诸位教授。答辩紧张而热烈，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看法，指出问题。客观地说，我们在答辩中收获巨大。毕业之后，我们的毕业论文都作为自己的代表作出版，而答辩中获得的指导一一都成为我们日后修改毕业论文的主要依据。那时的答辩是值得回味的，热烈的场景，观点的碰撞，犀利的批评，指正中的拳拳爱护之意，都让我们这些后学受益无尽。

我们四人最终都顺利通过了答辩。虽然熊师并未喜形于色，也没有语言上的表达，但我似乎感受到了熊师心中的释然，毕竟这是他培养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人数众多，专业领域迥异，培养质量究竟如何，应该是有不少审视的眼光在密切关注。因此，通过答辩，绝非仅仅是我们完成了学业，于熊师而言，也昭示着他在高层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