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在近五十年里，除去那场大动乱的影响，您一直在从事历史研究，并且侧重于研究秦汉史。请您就最满意的著作，谈一谈自己的学术思想。

熊铁基：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秦汉史领域，有时追溯到先秦，有时顺延到唐宋，内容涉及政治和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学术诸层面。我写过几本书，也写过一些文章，是否有“最满意”的东西，还是我在一篇自述中说过的那句话，像球王贝利的下一个球最好一样，下一本、下一篇最好。说实在的，已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每一本、每一篇都多少有些遗憾。

当初，我研究秦汉官制史是和安作璋先生合作的。1980年，我和安先生在烟台到济南的火车上谈起合作的事情。当时我已开始了秦代官制研究，他也在做汉代官制研究，我们就决定先搞秦汉官制史。大家知道，前此有陶希圣的《秦汉政治制度史》、严耕望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我们既不能完全摆脱这些著作，又不能做简单的重复，所以，篇章结构需要仔细斟酌，资料要尽可能地收集。历时两年多，我们才完成《秦汉官制史稿》。这本书以断代史的形式，论述了秦汉王朝中央、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各种官吏的配置、职责及其演变，以及官吏的选用、考核和其他各项制度，揭示了秦汉官制的特殊地位。这部书的主要遗憾是，有些论述仍不够细、不够周全，个别地方还需要修正，以致人们在深入官制史研究时，找不到相应的参考。当然，新出土的资料是没有包含进去的，近几年也曾商量修订，但兹事体大，我们各自的研究重心也有所转移，无法做得更好，只能让它暂时重印，以待后来者。

《秦汉官制史稿》完成后，安先生和我也曾商量继续合作“兵刑志”。我认为兵、刑应该分开，安先生理出“法制史”的提纲，我们都已经开始了写作，但是，因为客观情况变化太大，最终未能实现。我则于1990年出版了《秦汉军事制度史》，实际上是1987年就完稿了，几十个排印字拖了一年多。这本书或可算《秦汉官制史稿》的姊妹篇，对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队的构成、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以及军法、兵法等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当时写这本书，因为资料比较缺乏，情况又比较复杂，我感到难度很大。如果按旧时兵志的写法，仍不过是收集资料，做出简单的归类，有些资料还不好处理，更无法理出什么头绪。所以，就试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整理资料，清出一个基本轮廓。记得有人评论《秦汉官制史稿》，说“无疑可以起到承前之效，但启后则尚嫌不够”。而写《秦汉军事制度史》，仍觉得有这样的“不够”，因为我的注意点在于能否真正很好地继承、总结。假如能较好地“承前”，自然会有些“启后”作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也可以当作前车之鉴。实际上，能为将来写出完美的著作打一点基础，我也就可以自慰了。

在做制度史研究前，也就是从70年代末起，我已开始涉足秦汉思想史。我先是想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找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感悟到它们的思想体系更有意义，所以相继发表了《重评〈吕氏春秋〉》《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等论文。1984年，在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和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的关心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出版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对秦汉新道家的思想和主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没想到一本小书，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我很清楚，这本书并没有把问题完全弄清楚，还有很大的搞头。所以，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我仍旧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了不少新的想法。经过大幅度的修改，还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出版了《秦汉新道家》。这本书和《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相比，篇目增加了一倍，字数增加了两倍多，在论述的角度和深度上，也都有较大的进展，可以说大变了样。这本书分历史和思想两篇，从纵、横两方面，对秦汉新道家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力求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我认为思想如果不结合现实，那是意义不大的。实际上，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现实有关。历史篇较集中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这是《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中所没有的。思想篇有的内容，虽然是大家反复讨论过的，但在本书的整个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单看每一篇章，大多不是新题目，但每一章的写作和修改，也都经过深入的思考，或者进一步钻研原材料，或者借助他人的论著，受到一些启发，有所体会，从而有了“一孔之见”。正是经过反复思考和修改，我对秦汉新道家的研究，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秦汉新道家研究，前后用了二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文化热”的兴起，我又关注着文化史研究，先是和几位青年同志一起，选了一个“汉唐文化史”的项目。这似乎是赶时髦，其实有它的必然性，或者多少反映出时代发展的需要。我认为研究文化史，主要是研究人类文化成果的发展过程，这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内容。我写的《汉唐文化史》，主要讲的是精神文化。所谓精神文化，即上层的学术思想，下层的风俗习惯（这是钱穆的说法）；表层的文学艺术，深层的心理性格（这是我的补充）。这本书就是按这种理解展开的，它一方面对汉唐文化的发展轨迹和特点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另一方面，对汉唐时期的经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问题进行了较具体的论述。后来，我又接受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的委托，撰写了《秦汉文化志》。这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整套书有100册，并且同时出版。我写的这一册，概括地介绍了秦汉文化的历史背景，叙述了与文化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对秦汉文化的几个重要方面，比如学术、思想、文艺、礼仪、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据说这套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有很不错的反响。

进入90年代，我开始关注道家和道教文化，从秦汉新道家转向老学拓展，邀约本单位的几位同志，撰写了《中国老学史》。一部《老子》不过五千字，却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涉及自然、社会、政治、人生等方面，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同时构成了一部老子学说史。我们从考证老子其人其书出发，着眼于分析社会文化背景，叙述每个时期的老学概况，揭示老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评介有代表性的老学成果，确定老学的历史地位。我们用自己的看法，为老学研究抛了一块引玉之砖，尽了一份责任。接下来，作为《中国老学史》的续篇，我们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分不同的阶段和专题，对近百年来老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我们没有成见，力求全面客观地介绍，但是否全面？是否客观？也许还会有问题的。当然，作为中国学术史的重头戏，老学史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1995年，《中国老学史》出版后，自然会提出是否写庄学史的问题。我当时有所考虑，一是写作的难度，二是时间和精力，还有老学史的那些问题，有待于深入地研究，所以好几年里，都没有考虑庄学史。直到2000年底，在一次庄子学术讨论会上，我做了一个“《庄子》历史地位”的发言，中国社科院的余敦康先生问：“你是不是打算写《中国庄学史》？”就这样，我才召集了几位同志，参照研究老学史的思路，撰写了《中国庄学史》。虽然用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是全力以赴，包括利用酷热的暑期，甚至是加班加点。当然重要的是，几位合作者思想更成熟，思路更明确。所以，能借鉴原来的经验，扬长避短，使水平有所提高，或者《中国庄学史》比《中国老学史》略胜一筹，这不是自夸，而是一点自信。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在做这方面的课题。我相信今后一段时间，对于道家和道教文化的研究，还会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