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尤其是在熊先生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是我一生的幸事，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学识渊博却极其谦逊、宽容、平等待人，且能予人以最大程度的理解的学者与老师。一个师者给予人的力量往往并不仅仅是他的学识，更多的是其在生活中所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的做人的魅力与人格修养。2006年至2007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熊先生朝夕相处的这一年，让已经是成年人的我依旧学到许多为学、做人的道理，是让我在做学术与做人方面迅速成长的一年。说句真心话，这让我一生都受益匪浅。

由于我是从先秦文学研究转入秦汉史研究的，所以，刚刚入学时，熊先生便给我确定了一个看似很小的方向进行研究，题目是“汉兰台令史考”，研究的方向似乎很狭窄，不过就是一个在汉代几乎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官。在撰写这篇论文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越是系统深入地累积史料、考溯源流、缜密论证，我便越是明白了熊先生对我的训学苦心。这几个月中，为了弄清楚汉兰台令史的渊源、职官功能的变迁、职官的地位以及对汉代经籍整理的作用等诸多问题，我几乎反复遍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许多基础文献，又查阅了大量后代对汉兰台令史一职及其任职者的考证与评述。说实话，尽管已经是一名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史方向的教师，但这样系统地对汉代文献典籍的阅览与研读，对史料的析离与积累，对后代学者考述的查阅与取用，对学术论文撰写的缜密构思与严密述证，是在我之前的学习过程中从未进行过的。熊先生实际上是以“小题目”来完善我知识架构中的“大问题”，即弥补我薄弱的史学基础，从而为进行下一步深入的研究打下更厚重一些的史学知识基础，训练出良好的史学研究习惯。

那段日子是我工作以来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每每某个问题考虑不下去了，我便不管不顾地给熊先生打电话，倾诉自己无法考证下去的苦恼，熊先生总是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给予我建设性的意见。还记得有一次，我拿着写得逻辑混乱的初稿直接奔到熊先生家里，指出几个问题我实在不能自圆其说，熊先生想了一想，在他书房西面一排书柜里拿出《文献通考》，准确无误地翻开其中的一页，指给我看我能用得上的史料。这让我非常惊讶，这么小的一则史料，先生竟然能记得如此清楚，让我在钦佩之余更有了要像先生一样能精熟史学文献的决心。

武汉的冬天特别冷，但是那天阳光却特别好，透过先生的阳台，从先生大大的书房的落地窗里斜射进来。阳光细碎地洒在熊先生堆满书籍的案几上、满是典籍文献的书柜上，熊先生站在书柜的旁边，在洒落的阳光中为我翻查《文献通考》，这又何尝不是先生传道、受业、解惑中最美的一道风景呢！

在与熊先生朝夕相处的那一年中，我在知识上表现出来的匮乏与不成体系，在做人方面偶尔冒出的一些鲁莽与不识大局，熊先生一定是时时看在眼中的。但是，先生从来都没有给予我直接、严厉的指摘和批评，他常常微笑着婉转地指出我的不足，或是仅仅用一个眼神，点到为止，既让我知道错了，又顾及了我的颜面。譬如，我在撰写完《汉兰台令史考》的初稿后，放在先生那里三五日由其评阅，熊先生让我再去取时，我看到初稿本上已经用红笔画、圈、点、写了许多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文字。先生对我说：“这篇文章还有待修改，拿回去看看我的意见，重新来过怎么样？压力大不大？有没有问题？”要“重新来过”，文章写得很不好不言而喻，先生非但没有指责我费了这么多时间到底干什么了，反而婉转地劝导我不要有压力，让我在愧疚、感动的同时也不由得增添了几许决心和信心，不好好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学业上，实在愧对先生。

还有一次，记得是2007年寒假后回学校，我去熊先生家坐坐。那段时间我正在为发表学术论文发愁，于是在熊先生那里发牢骚：“现在发表论文这么热门，不如毕业以后想办法调到一个学术期刊去做编辑得了！”话说完了，没有得到先生的回应，抬头看看熊先生，他正用另外的一种眼光看着我，完全没有了以前对我的信任和喜爱的神色。那眼神中分明有讶异、不满和失望，我立刻知道自己错了，噤了声，马上岔开话题。熊先生却没有再以片言只语批评我，沿着我的新话题继续聊天。熊先生对学生的期望，是希望我们能在学术研究方面踏踏实实地在某一个领域稍有建树。现在想想，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却还说出那些让他老人家失望的话，的确不像样子。

熊先生在为学、做人方面对我们的教诲，从来没用过训导之语，说应该这样，或不应该那样，常常是在聊家常的过程中以片言只语给予我们他的希望。譬如2007年那年冬天，我们坐在先生家里客厅的藤椅上和先生聊天，聊到学术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时候，先生对我们说：“许多物质的东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房子再大，也就坐一个人的地方，有时候甚至还会觉得空旷。”熊先生是在婉转地告诉我们，在人的一生里，不要因物质上的一些追求和享受而放弃对学术的钻研，对正直人格的秉承。离开熊先生回到广州后，我在学术、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会有“心战”的时候，每每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心便会沉静下来，安心地看看书、写写文章，而不至于去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