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极乐极大先生——记我的导师熊铁基教授
徐华
熊铁基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如今我已经毕业整整二十年了，熊老师也即将步入米寿之年。虽然光阴荏苒，如逝水流沙，但记忆之中那些师生相处的往事，就像珍珠贝壳，随岁月而沉积深藏，不时闪耀光芒。
熊老师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劳极乐极”的大字，每次来到熊老师家，一抬头总会看见。后来才知道，这是刻在华山一个峰顶的摩崖石刻，意思是不经过辛苦劳极的努力，就体会不到登顶山峰的极致快乐。我感觉这四个字也恰是熊先生作为老一辈学者的生动风骨，那就是生命不息，学问不息，始终在攀登，始终在体味劳极乐极的快乐。
二十多年间，每回到熊老师家里拜访，谈论的话题，除了开始的问候和寒暄，很快就会转到学问上。除了我们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更多的是熊老师谈论他正在做的研究工作。他或者讲述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课题，或者拿出正在书写的论文手稿，描绘自己正在冥思苦想什么问题，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新的思考、新的收获。这个时候的熊老师，是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的熊老师。2018年4月，我赴两湖查阅资料，再到熊老师家里拜访，先生的身体大不如从前，肺部有了什么问题，会偶尔一阵咳嗽。但这些他似乎都是不在意的，熊师的态度是，人总是要老化的嘛！但转眼之间，话题又来到了正在写作的论文是清理道教的源头问题。过去学术界把道教的源头定在张道陵，但先生认为这是不合史实的。至少战国末年的方仙道、黄老道甚至王母道都带有本土宗教的性质，应该作为道教源头的一个部分呀！接下来又谈到前几天将《老子集成》又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发现了一些问题，同时也从纵向的角度全面观察诸家注释，可以有很多新的看法，比如刚写的论文。说着，老师拿出他刚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抱道持身，履践三宝——如何解读〈老子〉六十七章及其他》，就是用了这么一种系统观察的方法……
而从熊老师的家里出来，我都会惭愧得无地自容。熊老师把学问一直沉淀到血液里、细胞里，内化为生命的一个部分，根本无关年龄，无关一切外在的因素，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再反省自己，我们更缺乏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投入的境界和始终燃烧不止的激情啊！
熊老师还是一位大先生。在带学生的过程中，他以博大的胸襟包容学生的过失与不足，也以细腻的心思体察学生的问题与困难。正如赵国华老师开玩笑地说：“熊老师带我们出去开会，就像一个老母鸡呵护他的小鸡仔一样。”的确，从购买车票到吃住一应事宜，事无巨细，必件件落实。甚至年过不惑的大弟子，也乐得被熊老师照顾。每年的毕业季，毕业的博士生和在读的几位，就可以享受到熊老师家宴的待遇。二老辛辛苦苦张罗一桌饭菜，学生们来了，熊老师总是笑吟吟地拿出他柜子里的半瓶白酒，然后假装严肃地告诉大家：“可不能喝多了呀！”可最后往往是有学生跟着熊老师到他的酒柜里，再源源不断地拿酒出来，然后尽欢方休。熊老师仍然是笑吟吟地在旁边看着这群兴高采烈的弟子。熊门师生间、弟子间的其乐融融，每每回想起来，都充满着温暖和色彩。熊老师的老友黄今言先生每次开会中见到熊老师，都要打趣地说：“熊老师来，色彩就来。”就是指每当熊老师出现，身边弟子环绕，色彩缤纷。
熊老师的包容我是体会最深的。先从入学风波说起。当初考博，成绩公布那一天，我知道考得并不是很理想，虽然已经达到分数要求，但因为名额的关系，不能被录取。这时候，我也已经做好了另谋他路的准备。万般忙碌之中，我却忽然接到熊老师的电话，大意是去争取了一个名额，他说“你可以来上学了。”此时的感受是，眼前的一列火车已经开动了，我还没上车，马上就要错过了，慌乱急迫之中，熊老师突然拉了一把，从此搭上了开往学术世界的列车。熊老师在电话里轻描淡写，但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么一件事的背后，熊老师费了多少口舌，花了多少时间为了我这样一个看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学生。人生的道路曲折漫长，但决定命运的往往就是那关键的几步。从此我内心里不断坚定的一个想法是，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通往学术春天的车票，在这条路上坚实地走下去。
熊老师的包容，是耘苗育人的包容。熊老师本来是个急性子，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极少跟学生发脾气，也很少当面批评学生，甚至学生犯了错误，也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顶多委婉地点拨两句，有待学生自己省悟。读博期间，我怀孕生子，怀着惶恐的心情给熊老师写信，表达自己的愧疚和自责。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不能按时完成学业。熊老师的回复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这个时候我也知道熊老师的不责备其实是用了多么大的耐心。我想，这种包容应该就是给予成长中的年轻人足够的空间，竭尽可能地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而避免一切其他的干扰。
熊老师的包容，是启发自悟的包容。记得当初拿着毕业论文初稿来见熊老师，老师收下后认真地阅读批改，很快返回给我，就只说“写得还不错，不足之处我简单标示在论文上了”。仔细看老师的批改，是用铅笔标示，主要是“枝蔓”“可酌”“可删”之类，并没有更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拿回文本，我认真琢磨老师说的每一处，再进一步梳理资料，整理思路，全神贯注地修改论文，很多原来没有想通的，似乎也在这个过程中想通了。或许这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吧。有一次旁听熊老师的讲座，别人都是坐着讲的，可八十多岁的熊老师是站在同学们的面前，没有任何讲稿，只是以生动的肢体语言和深入浅出的话语，讲述教育与治学的方法。其中记忆尤深的是，他化用了元好问的诗句，说元好问的“鸳鸯绣了从教看，莫将金针度与人”，应该改成“要将金针度与人”才行。当时我还没有特别明白老师的用意，过后才体会到，这是启发学生自悟，让学生在自悟中掌握学习的方法，这是一种多么高妙的教育，正如春风化雨，大象无形。
熊老师的包容，还是深期远待的包容。毕业若干年，有一次回去看熊老师，他说：“在文史研究的领域中，真正能够取得大成就的女学者并不多，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女学者就更少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我能明白，老师希望他的女弟子也能成为有所成就的学者。就这样，即使后来毕业了，离开老师所在的城市了，渐行渐远，但我知道自己从没有走出老师路漫漫而修远的期待。
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目中，熊老师像率真的顽童，但又是通透的长者，二者得以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们既感受不到师道威严所带来的距离感，又能感受到高山仰止的学术敬畏和追寻。熊老师的年龄比我的父母大些。这么多年，熊师二老似乎也将我视作远行的女儿。这份情谊，铭心难忘。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心里的愿望是，米寿之期，我们这些弟子要再环绕在熊老师的身边，尽情地举觞痛饮。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