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贺熊老师米寿而忆熊老师对我的学术指导
刘韶军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考上华中师范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研究室的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跟随张舜徽先生读硕士，之后又读博士。
当时的印象是，历史系古代史多为年富力强的中年老师，分别在秦汉史、宋史、明清史、史学史等方面带硕士。当时历史系有两个博士点，全校也只有两个博士点，一是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博士点，一是章开沅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博士点。我能在历史文献学从硕士一直读到博士，是非常幸运的。
由于我不擅长人际交往，故在读研究生期间，与系里的其他老师来往不多。等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由于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学术会议，我才与熊老师逐渐熟悉起来，并一直受到熊老师在学术研究上的指导。
熊老师与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来往较多，他们一起编了一些历史文献的书籍。记得张先生在一部书的序文中，还特别提到熊老师为编好此书前后奔走，出力甚多。这也给我们这些后辈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初，由于熊老师研究秦汉史，我研究汉代扬雄的《太玄》，在学术上的联系不多。后来，到90年代中期，一次熊老师参加了《老子》研究的学术会议，回来召集了几个中青年老师座谈。他对我们说，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学者强调要抓紧对《老子》的研究，尤其是老学史的研究。
熊老师认为，有关老学史的研究当时还是比较薄弱的，成果也不多，基本上还是空白。因此，他要从这个空白点入手，希望我们这些中青年老师能参与进来。由于我研究的《太玄》与道家的关系较近，听了熊老师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从事的学术领域，因此我就答应参加《中国老学史》的编写，熊老师让我撰写其中的宋元明清部分。宋元明清的老学研究史，在当时还几乎没有人涉及，但存世的《老子》注又比其他历史时期多，熊老师让我承担这一部分，是对我的信任。
任务确定之后，熊老师首先联系了出版社，让我们没有出版的担忧。在90年代，出版学术著作还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出版学术著作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没了出版方面的担心，我们就能放心地投入稿件的撰写之中。
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历史文献研究所已经购买了台湾编辑出版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这就让研究和撰写都有了最好的条件。于是，我通过阅读这些文献资料，基本理清了宋元明清时期的老学研究的学者及其著作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老学史》宋元明清部分的撰写。
没有想到的是，熊老师对老学史、庄学史的研究有着长远的计划，在《中国老学史》正式出版之后，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让我们增强了自信。接着，熊老师又组织我们编写了《中国庄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史》，并陆续出版，使华中师范大学逐渐成为国内知名的老庄学研究基地。
现在看来，熊老师当年开会获得的学术信息，使他一下子抓到了持续研究的契机，并且能够组织起一批中青年学者参与其中，由此形成了一支队伍，出了一大批成果，并带出了不少博士，使有关老学与庄学的研究能够持续到现在，使华中师范大学在这方面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基地。
熊老师不仅组织我们共同撰写同一部著作，还让我单独撰写了两部与老学研究相关的著作，一是《唐宋明清四皇帝老子御批评点》，由湖南出版社出版；二是让我利用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的机会，完成了《日本现代老子研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熊老师的引导下，我在这二十多年中，除了有不少老庄学研究的成果外，还借此参加了不少国内外的相关学术会议，结识了一批国内外的学者，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有关先秦和秦汉诸子研究的视野，也完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国家后期资助项目及成果《杨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研究”（国家重点项目的子课题，即将出版）、“中国老学通史”的近现代部分（国家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即将出版）、“太玄校注”（收入四川儒藏工程项目，即将出版）等。这都是熊老师引导我参与老庄学研究后拓展出来的新的研究领域及成果。
时间过得很快，熊老师已届八十八高寿，我们也都到了退休年龄。回顾这二十多年来在熊老师的引导下进行的学术研究，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能荣幸地得到熊老师的引导，使我能把学术研究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改变了我博士毕业后学术研究散漫而无目标的状态，这是今天特别要感谢熊老师的。
记于2020年12月18日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