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据我所知，您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大学，而今仍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回顾这么多年来的人生历程，您觉得有哪些经验和感受最需要讲给同行学人呢？

熊铁基：我在1952年考入华中大学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华中师范学院），正式开始学习历史。记得上中国古代史课时，经常被老师点名发言。为了讨论王安石变法，老师还让我和几位同学读王安石的万言书，由此接触到原始资料。等大学毕业后，我被保送报考华东师大中国通史研究生班，跟吴泽先生学习古代史。经过两年的学习，我回到华中师院任教，从这个时候算起，至今近五十年了。

回想五十年的经历，我觉得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讲什么？无非是待人、处世之类。人是群体动物，是社会动物，有社会、有国、有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适乎社会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这是做人的原则。待人诚恳、忠实，讲信用、重然诺，这是我的自律。我经常有意无意地背诵曾参“吾日三省吾身”的话：“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所以，在日常生活里，还能跟大家“玩”在一起，保持着友好的感情。有些同事对我的评价是“热心快肠，助人为乐”，当然有点过誉。如果在学问上能相互切磋，有能够合作的朋友，那就更为可贵了。至于怎样处世，关键是一个态度。我有时想，我生活的主流方面可否概括为：乐观、热情、积极、进取。有时遇到不太顺利的环境，也能乐观、积极；在取得一个小小成绩时，总感到不满足。近些年来，有人说我是“幸运者”“春风得意”，我高兴的时候当然有这些现象，但我并没有“得意忘形”，我仍在继续努力。

说到做人与治学，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觉得“道德文章”的说法，很有一些道理。做一个人，特别是做文人，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说得具体一点，一个人对自己思想、品德的要求，和他的学术成果的质量是有关系的。很难设想一个名利思想极重而又不思改正的人，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学问，会有高度的责任感去写文章和著作。粗制滥造的做法往往和急功近利联系在一起，这些必须加以纠正。现在，要我粗制滥造，我也不会做的，因为至少我还要保护那点小小的“名声”。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和今后写的东西没有缺点、错误，或者如何了不起，而是说我一定会越来越严肃认真。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文人常有“不拘小节”的毛病，朋友们也常常宽容对待。

现在人们评论唱歌、演戏，喜欢用“投入”这个词，好像演员一“投入”，歌就唱得特别好，戏就演得特别真。其实，做学问也是如此，总要点“癖”和“痴”吧！这两个字是指两种病态，但我这里不是讲病态，而是讲治学的状态。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这样“投入”过，有时候一个通宵下来，人已经相当疲倦了，但心里美滋滋的，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近些年来，我写东西的机会更多，那大大小小的“每有所得”的感觉也是常常发生的，只是年龄、条件和经历等原因，情况又有些不同。我觉得没有“病”是好事，但要研究历史，没有较深的爱好和兴趣，也很难搞出名堂来。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队伍不算太小，不可能都“癖”且“痴”，但希望有几个有点“史学癖”，而且能如醉如痴的人，这种年轻人会不断有的，我是比较相信的。

当然，要做好学问，还必须勤奋。我个人虽难说勤奋，但也很少偷懒。为了写成一本书，往往几年当中我总和平常一样，无所谓严寒酷暑，无所谓节日假期，只有必要的工作、交往和生活才会有所中断，书稿是从来没有收捡过的。我身体不算太好，病病痛痛也较经常，只要坐得下来，我就不会停止读书和写作。不过，为了保持精力充沛，劳逸结合很重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但怎么休息好呢？往往需要锻炼。我个人生来性急，太极拳、气功老是练不下去，下棋、打扑克总没兴趣，主要是没耐心。有时和老伴晚饭后散步，也没坚持多久。后来，恢复打乒乓球，运动量可大可小，又是和年轻朋友在一起打，每天下午一个小时左右，什么冲动、烦恼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常常大笑不止。对我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休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以保证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