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故事，让我踏雪拜在熊师门下
我寒窗苦读十四年半，终于盼到能拿工资生活了。工作三个月才发现，这手头的工资没法改变我的生活，没法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没法报答养育我长大、支助我读完大学的亲人。就像大约一年后，大街小巷流行的一首歌曲《一无所有》一样。
我总是坚信读书改变人生，故决定去考研究生。但当时的武汉教育学院（后被合并成新江汉大学）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新分配来的教师必须工作满三年后才让报考研究生。因为深爱中国文化史，这期间我就一直寻找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名师。
师生间也有缘分。从华师毕业的谢双林（现供职于湖北省委网信办），与我同在武汉教育学院历史系工作，他虽无意间谈起母校历史系老师种种趣闻，却让我越来越关注一个响亮的名字——熊铁基。其中，有三件事让人难忘——
上课不带讲义的熊先生。华师历史系好几届本科生都记得，有位老师上课从不带讲义，也不愿遵从系里对授课教师讲义的机械性检查规定。有次系领导抽查时问这位老师：“你的讲义在哪里？”
“有呀，在我肚子里呀，你是看不到的，但我自己心知肚明。你要不信的话就来听听我的课，自然会知道我肚子里到底有没有讲义。”
这位老师就是熊铁基先生。因为先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系里检查后挑不出他的课程有什么毛病，从此就没人再来检查先生的讲义了。
先生上课虽不带所谓的讲义，但常常会带一大摞史料书籍上讲台。在讲台上，他从不照本宣科，讲起课来海阔天空、纵横四海，内容由古及今、由中到外，史册资料随心翻开，现实事例信手拈来，知识面收放轻松，兴奋点开关自然……
我一读研究生就领略了“熊式课程”风味。有一次，八六级、八七级、八八级三个年级（秦汉史、汉唐文化史、中国体育史）三个专业的研究生在一起上课。先生讲着讲着突然提问：“《红高粱》里，‘我爷爷’‘我奶奶’那样在高粱地里一滚就爱上了，哪有爱情？”
这可把我们听课的研究生问得面面相觑，都不知如何回答。《红高粱》是一部中国首次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在国内公映时获取好评一片。我们几个师兄弟姐妹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当时也不大认同先生“那是动物本性的冲动”的结论。但私下讨论后，我们都明白先生本意是：学术要有独立观点，不能随波逐流，而且学术观点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桂子山上“铁鸡（基）公”。好几届的华师历史系本科学生，都私下称先生“铁鸡（基）公”。他们这么叫是绝无贬义的，相反是对先生的褒称，一是指先生为人正直、坚守原则，二是指先生不畏权贵、不平则鸣，三是指先生大胆创新、善于发声。
据传，1980年代洪山区选人大代表时，先生倡导“人大代表人民选”，并自告奋勇去竞选区人大代表。这件破天荒的事情一时轰动校园，越来越多的华师人也因此赞叹先生的胆量和气魄。后来事实也证明，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确实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百姓话语权不断加大。
在华师历史系，只要先生知道哪位本分善良的老师受了委屈、被人欺负，那他一定会正气凛然地主动找相关人员辩理，且辩论起来不分场合、不讲情面，直到对方认输、承诺改正为止。从此，许多人尤其是年轻老师喜欢找先生诉苦、求助，而先生也乐此不疲。华师历史系学风端正、正气不倒，许多师生认为这莫不与“铁鸡（基）公”有关。
敢于自嘲也善于自省的熊老师。“我高考时原本就想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一下成名该多好呀。可后来才知道，搞历史专业哪有那么容易呀，所以老老实实选择了华师历史系。”这是先生在给本科生授课时的自嘲与自省。
1980年代桂子山有道这样的风景：一位个子瘦小的中年老师，骑着一辆高大自行车，总在校园道路上燕子般飞来飞去。这位老师就是先生熊铁基。
有一次，先生下课后骑自行车回家，突然重重地摔了一跤，衣服摔破了，车子也摔坏了。刚下课的学生们围了一大圈，看见老师摔得那么惨，都不知所措，那场面一时十分尴尬。而就在众人注目里，先生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整了整衣服，找到眼镜戴好，然后微笑着立在自行车旁，一边手指着自行车，一边摇头晃脑地问：“你怎么就把我摔了呢？”忍俊不禁的学生边笑边赞叹：“好可爱的老师！”
听了这么多先生的传奇故事后，我一口气找来他所有的论著，边学习边品味。其中那本《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读来让人拍案叫绝、爱不释手……1987年冬天一个大雪飘飞的日子，我从汉口过轮渡，然后乘坐15路公交车前往华师。公交车因雪大，行至大东门停运，我便从大东门步行到桂子山，敲开了熊先生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