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是熊铁基先生用力最深的学术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著作有《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汉唐文化史》《秦汉文化志》《秦汉新道家》等，其中先生对秦汉思想文化的见解，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创新特色，曾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以论文集的形式，对秦汉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思想特点进行了专题讨论。熊铁基先生通过排比史料、甄别真伪、考镜源流，认为秦汉新道家的“新”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由批判儒墨变成了兼儒墨、合名法，当然，从战国后期开始，各家各派都在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只不过各自站在不同的基点上吸收，各自所标榜和强调的不同罢了。新道家是站在道家立场来‘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3]；第二，“由逃世变成了入世。新道家不回避现实矛盾，也不轻率地对待矛盾，他们的代表作都认真地讨论现实问题，这些代表作可以说都是政论书”[4]；第三，“发展了老子天道无为的思想，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人生和政治上去”，从而把《老子》消极的“无为”变成积极的“无不为”[5]。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纵向上将秦汉新道家与先秦道家相比较，发现秦汉新道家在承认《老子》所推崇的“道”的同时，又与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有所差异，进而揭示了秦汉新道家与先秦道家“相因而实不同”的特征；在横向上对《吕氏春秋》《文子》《经法》《新语》《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等相关历史文献进行比较，如紧扣“道家”或“新道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无为”，比较《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关“无为政治”的异同，进一步揭示了“秦汉新道家”的思想特征。经过反复比较研究，他认为秦汉新道家的“君主无为”与“仁义”相结合，主张“宁民”“利民”“顺民心”，这种“无为而治”是“贤人政治”，有别于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正如张舜徽先生在该书《题辞》中写道：“（熊君铁基）始治本国古代史实，多所辨证；后乃廓其封域，以及周秦两汉诸子。于《吕览》《淮南》，治之三反。持以上衡先秦百家言，时有不合，比其异同，校其趣向，始悟秦汉道家之论与先秦道家之论，相因而实不同。因揭橥‘新道家’之义，扬榷古今，论说益广。”[6]
熊铁基先生研究秦汉新道家，前后持续了二十年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国内“文化热”的勃兴，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他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到汉唐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因而选择汉唐文化为研究对象，撰写出版了《汉唐文化史》。这部著作分为“综论”和“分论”两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论述了汉唐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地位。“综论”篇着眼于宏观和整体性，把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作为汉唐文化的核心进行阐释，认为经过汉唐时期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基本确定下来，并且为唐以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唐文化相对于先秦时期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流”，相对于唐以后来说又有不少“源”的成分。正是在文化的源和流共生中，他发现了汉唐文化发展的轨迹，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呈波浪式前进，进一步指出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是结合在一起的，汉唐文化是在不断地统一化（整合），在统一发展中既包括各种文化的矛盾、斗争，也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取，同时，整个过程又是一个继承和创新不断前进的连续过程”[7]。“分论”篇则侧重于家庭、经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做出多角度、多侧面的重点阐发，既论证了这些思想文化的源流和背景，阐释了它们的时代特征及其对社会思潮形成的影响作用，又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注意到各个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相关联性和独特性，揭示出它们共同的特点和规律。其中对汉唐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出的若干问题，如怎样具体看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老翻新与推陈出新、文化的统一性、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精神文化所反映的人的个性、经学与文化等等，都促进了汉唐文化史研究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撰写《汉唐文化史》的时候，为了全面地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熊铁基先生组织一批青年学人，编撰出版了《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这部著作分国家、政府、经济、礼法、学术、教育、文艺、宗教、家庭、人生、衣食住行、民间信仰等专题，“主要是研讨文化成果形成发展的过程，并给以一定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8]，以求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从总体上来看，这部著作带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可读性，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化读本。
《秦汉文化志》作为《中国文化通志》的“历代文化沿革典”的一种，与其余各种著作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当代学术重点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9]。在这部著作里面，熊铁基先生概括地介绍了秦汉文化的历史背景，分析了与文化发展相关的政治、文化与教育制度，对秦汉文化的几个重要方面，如学术、文学与艺术、衣食住行与工艺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在“社会思潮”“礼仪与风俗”“文化的地域性”等章节，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学术见解。为便于人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秦汉文化的发展状况，书末附《文献与考古》一章，对有关资料进行了重点介绍。和其他文化史相比较来看，我们显然不难发现其异同，“体例的变化，结构更新，其实质乃在于内容的丰富与疆域的拓展，还有文化方面局部的内在勾连”[10]。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部著作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文化，力图从文化的视角观察秦汉社会，避免以文化为名义而写秦汉史的偏颇，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开来，这可以说是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经过近二十年的思考，熊铁基先生对秦汉新道家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撰写出版了《秦汉新道家》。这部著作是《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增订本，较之前者篇目增加了一倍，字数增加了两倍，在论述的角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往有较大的进展。如果说前者只是对秦汉新道家的形成和特点做出理论概括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对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源流及其与现实政治关系的系统论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初步具备了比较完整严密的体系，分‘历史’和‘思想’两篇，是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也力求向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方向上努力”[11]。诚如评论者所说，《秦汉新道家》在对秦汉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和著作的属性做出深入的探讨并补充以往不足的同时，注重对秦汉新道家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这在近二十年秦汉思想史研究中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学术创新特色[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