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院戴建业老师在《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桂子山上治文史哲的中青年学者对于熊先生，既敬佩其学，又敬重其人。至今犹记，几年前他让我、周光庆以及历史文化学院多名中青年教师聚在一起给他的一篇长文提意见，大家都坦率地和他交流对文章的看法，言谈之际没有半点客套和敷衍，先生的胸襟、气度与谦和，让每一个提意见的人都感动。此前我还没有亲历过像他这样的学者完全放下身架，如此真诚地请那么多学生晚辈给自己文章提意见的动人场面。”

这次小型的座谈会，我也是当事人之一，感同身受，记忆深刻。我相信，与会者对熊老师文章的题目、内容可能大多遗忘了，而这件事本身大家是会终生难忘的。

熊老师的《秦汉文化志》出版后，我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学报上。老师看了觉得不错。后来他的老学史、庄学史刊行，他也鼓励我再写点文字，但我忙于杂务，主要还是因为对这些领域比较外行就一直没敢轻易下笔。其实这几年也陆续写过几篇书评，包括给老师的老朋友李老瑞良先生的《中国出版编年史》所写的评论，也深得作者首肯。记得《秦汉文化志》后来更名为《秦汉文化史》再版时，熊老师还曾想把我那篇书评附于书末，可能是鉴于丛书统一要求最后没能收录。老师的谦逊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