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论有据，推陈出新

提出并论证秦汉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新道家”，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而作为这一时期“新道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作品，作者认为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因此本书即从评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开始，其第一篇论文即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自《汉书·艺文志》以降，都把先秦至汉初的诸子百家划分所谓十家九流。这十家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班固把《吕氏春秋》《淮南子》二书列入“杂家”类。这在历史上曾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章学诚对《尉缭子》《尸子》《吕氏春秋》等列入“杂家”之书，也提出异议，江瑔更作《论杂家非驳杂不纯章》（见《读子卮言》）以辩证“杂家不杂”。然而莫得所终。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又掀起所谓“评法批儒”浪潮，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人又以“革命”的面目重新提出《吕氏春秋》《淮南子》“非杂家”的问题，但是别有用心，说《吕氏春秋》攻击法家，《淮南子》反对黄老，为其“批儒”服务。打倒“四人帮”后，熊铁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十分明确地肯定，“不应该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当作‘杂家’，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新道家’”^[1]。自此，在秦汉思想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新道家”概念，以概括秦汉之际社会主要思潮之实质。何谓新道家？该书指出，新道家，实际上就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家’或者叫作‘道德家’，也就是盛行于汉初的‘黄老之学’”^[2]。该书指出，《汉书·艺文志》所列“杂家”的主要特点“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正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主要特点：“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引《史记·太史公自序》）然后，作者又进一步以大量史料证明这两部书，仍然“具有道家的基本特色”，以“自然无为而不为”的“道”作为中心指导思想，因而“应该属于道家”。但是“这种‘道家’和老、庄那样的‘道家’，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称之曰‘新道家’”^[3]。这是有说服力的。为了论证新道家的存在及其主要的特点，作者专门以《秦汉新道家与先秦道家之主要比较》为题，列举八条理由（八个问题）说明新道家与先秦道家之异同。这八个问题是：第一，关于“道”的解释；第二，关于出世与入世的问题；第三，关于人生问题；第四，关于无为；第五，关于理想政治；第六，关于尚贤使能；第七，关于仁义礼法；第八，关于知识论。通过对上述八个问题之分析，说明新道家虽然也和先秦道家一样，“始终注意一个‘道’字”，把它作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成因”，注意继承先秦道家的思想，“发挥其积极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克服其消极因素，如消极隐退、绝仁弃义、绝圣弃知等”。因而，新道家又不同于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经过这样的论证，就为秦汉时期新道家的存在，提供了客观的根据^[4]。精通先秦及汉初学术发展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钩玄提要、画龙点睛地叙述了道家之要旨，但他并未指出秦汉道家与先秦道家的区别和变化。本书以新道家之名，既点出了道家的历史发展，秦汉之际道家与先秦道家之间的源流与继承关系，又明确了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历史阶段性，以及其后期与前期的重大差异。由此而论，我们说本书之功在于“推陈出新”。

新道家学派（或称“黄老学派”）究竟何时产生、以何为标志、其成员为谁等诸多问题，向为治古代思想史者所疑，众说纷纭，莫之能一。熊铁基同志说：“新道家学派的酝酿和形成，当是‘稷下之学’那一批‘发明黄老道德学’的人物的功绩，如田骈、慎到、环渊、接子、宋钘、尹文等人。……这些人虽然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但并不是一个学派，而且大多没有可靠的著作留下来，但黄老道德之学是经过他们‘发明’、传播的，到吕不韦修《吕氏春秋》时，这种黄老道德之学就被大量吸收进去，集中了正在形成的一个新学派的思想和主张，所以我认为，《吕氏春秋》不是所谓‘杂家’之始，而是‘新道家’（黄老学派）的最早代表作。”^[5]此亦有关“黄老学派”形成问题之一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