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历史研究要从具体问题入手，与现实相结合
康香阁：选题是研究的第一步，选题是否恰当，关系到研究成果的最终成败。有的说研究要选大问题，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有的说研究要选小问题，容易做得深刻透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熊铁基：研究有大问题、小问题，有发现新问题。大问题中有小问题，小问题中有大问题，旧问题中有新问题，这要看你的理解水平如何。真正做研究的，首先要对已有的研究问题有全面的了解，然后你再从现在这个时代，用你个人的眼光来审视还有哪些问题值得你去深入地研究，或者是重新加以解释，或者重新加以认识。
历史上的大问题多得不得了，我们一个普通的人能解决多少大的问题，恐怕难。再大的大师，他有贡献，这是肯定的，但他的贡献毕竟还是有他的局限性。像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史学界开出了“五朵金花”，就是解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问题当然是比较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说到现在还没有。就拿历史分期来说，社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规律？还是说这个历史规律是一个特例，一般的社会是没有这个规律的。这个理论，史学界至今没有解决。
最近，有一位党的领导干部给我讲，熊老师，社会要进步，思想要先行，全国共产党员只有七千万，即使这七千万党员都是精英，都真的信仰共产主义，那也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五，还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应该信仰什么？应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我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能讲搞别的东西，熊老师你能不能搞一个什么形式，比如说，搞一个孔学（不叫孔教，教是宗教），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都吸引过来，把人们的思想境界提得更高一点，这不就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吗？为什么宗教有人信仰？就是因为它有形式呀。基督教有基督教的形式，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形式，比如做礼拜等等。
我说，现在叫国学的，叫孔学的，等等，都多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再用一个什么袋子把他们都装起来搞成一种形式，恐怕很难，这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得了的。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做其中的一些具体工作，可以在整个大的研究中间稍微有一点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道家道教研究，就是想让领导人懂得应该怎么看待宗教的问题。对宗教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比如说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有它的好处，它是生活中的道教，是讲现在的人，不是讲来世，不是讲将来，你不去扶持它，不宣传它，你说道教是迷信，那天主教、伊斯兰教在社会上搞得厉害得很。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不能去信道教，他就到别的教去，甚至去干别的违法的事，你说研究道教有没有作用呢？当然是有作用的。现在在宗教政策上也是有些问题，不能够与时俱进，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曾经在我们学校里面办过一个道士训练班，我有一次还在省里开会讲这个事，好像有个别领导很拘谨地问：“你在学校里搞这个道教活动行不行？”我说：“如果不行的话，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农村里面大力宣传，我在学校里培养一下道士的水平，提高一下道士的水平，这不是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吗？”有些领导的思想就是转不过弯来，他就想，“你搞道教是不是在做坏事”，其实我是在做好事。
因为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不欣赏这，就欣赏那，他不欣赏马列主义，他愿意信仰释迦牟尼，他愿意信仰太上老君，你不正确引导怎么办？我就告诉他，道教里面也有好东西，就是劝人为善，都是要人做好事，学雷锋是做好事，为人服务也是做好事，宗教里面也讲做善事、做好事，你正确引导就可以了。哪些是糟粕性的东西，哪些是精华性的东西，如何处理糟粕和精华，我们的研究可以做这些方面工作。比如说，我们研究湖北的道教，湖北省有140多个道观，这些道观遍布全省各地，可以影响很大一部分群众。可以说，道教其中一个作用是使得人们心灵向善，对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好处的。另外，经济上也发展了，如开发旅游景点，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道教圣地。这个领导有时候他想不到这个上面来，我们的研究的一个作用就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个层面上来。
康香阁：您目前所进行的道家道教方面的研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人说学术研究要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有的人说学术研究要与现实社会的需要相结合，这个问题如何理解？
熊铁基：我想我们的学术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我始终相信没有一个不受当时社会影响的学术，单纯的学术实实在在是没有的。你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受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司马迁写《史记》，标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更直接表明以史为鉴的宗旨，脱离这一点就不能称之为良史。因而甚至今天，要讲爱国主义，要讲传统文化，都是为了现实，也是为了今后，这是一个既深刻又不言而喻的问题。
但如何为现实服务却大有文章，不外乎有直接的、间接的方式。直接的方式要避免“评法批儒”时那种“影射史学”。研究现实问题适当找历史根据未尝不可，但什么都来个“古已有之”，有时就不恰当了，这方面的事例不少，提出来引起注意罢了。间接的方式往往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建设，是史学专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百年大计更值得注意。就目前来讲，史学研究要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原载《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作者单位：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