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研究的成果
问：您和安作璋先生合作完成的70余万字的《秦汉官制史稿》，是20世纪中国秦汉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您和安先生的友谊也成为学术界的佳话，您和安先生当时是怎么合作的？
答：我和安先生相识于1980年11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会议期间。当时我们两人虽是初次见面（我们也都不是教材作者），但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以后又多次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并开展学术合作，遂成莫逆之交。
烟台会议后，我和安先生结伴到济南，火车上安先生约我合写一部秦汉史，我说不行，因为我在1978年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得知，林剑鸣同志已经有了一部12万字的秦史（后来扩充为30多万字），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有一部10余万字的秦代官制史手稿，安先生有一部20万字的汉代官制史手稿，经过我们两人的商量，决定在原来书稿的基础上合作写秦汉官制史。我们决定把原稿加深加广，既要详细占有资料，又要有深度研究。决定合作之后，我们首先对书稿的大纲进行讨论。安先生写信希望我先酝酿一个大纲，我接信后立即考虑提纲。安先生收到提纲，觉得架子可以，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他对提纲提出相关修改意见。提纲敲定后，大概从1982年6月进入正式的写作。我们的分工是，由安先生寄来相关资料，我写完初稿快速寄送给安先生，安先生则提出修改意见后再返还给我。至1982年底，《秦汉官制史稿》上册初步完成，1983年交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册修订稿交出版社的同时，下册的写作也在进行，仍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于1985年出版。
2012年，安先生把我当年写给他的信件复印后寄给我，我也找出所有安先生写给我的信件复印后寄给他。我们教研室的郭涛根据这些信件写了《发挥各自优势 携手精诚合作——〈秦汉官制史稿〉写作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2日）一文。
《秦汉官制史稿》常为同行称道，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之作，我们就是把原来对于秦汉官制研究的一些成果做了比较系统的收集、梳理和总结。今后对秦汉官制史还有很多新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别是在新出土的简帛、封泥等材料中发现了很多新的职官名，这些新材料就要补充，而且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有很多人建议出修订本，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思路。但是我想，一个时代的东西就是那个时代的东西，何必去修修补补呢，将来有学者写新的更好。
问：1984年您出版14万字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2001年又出版40万字的《秦汉新道家》，请问您是如何将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呢？
答：《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对秦汉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思想特点进行专题讨论。我提出秦汉新道家有别于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
本书出版以后，我一直关注秦汉思想文化史，从1984年到2001年之间，我相继完成了《汉唐文化史》和《秦汉文化志》两本书。经过近二十年的思考，我对秦汉新道家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于是撰写出版《秦汉新道家》。这部著作是《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增订本，对秦汉新道家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代表人物与代表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这本书较之前者篇幅增加了一倍，字数增加了两倍多，在论述的角度和深度方面都比以往有较大的进展。如果说前者只是对秦汉新道家的形成和特点做出理论概括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对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源流及其与现实政治关系的系统论述，初步具备了比较完整严密的体系。有评论者说，《秦汉新道家》在对秦汉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和著作的属性做出深入的探讨并补充以往不足的同时，注重对秦汉新道家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秦汉新道家》出版之后，因为老庄学研究占据了我大量研究精力，我就没在秦汉新道家问题上继续花工夫，仅在后来的《汉代学术史论》中有一些新的看法。
问：2013年您80岁时，出版了新作《汉代学术史论》，书中提出的“汉代对先秦典籍的改造”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能不能具体谈一谈您的主要观点？
答：在传统文化中有影响的、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学术和思想。2002年，我完成《中国庄学史》后，就开始思考秦汉学术史的问题。学术史是秦汉史领域的一个老问题，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考虑的是如何对这个老问题写出新见解。起初的想法是接续顾颉刚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略》（后名《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写顾先生未写到的内容。后来在书写过程中，知道学界也有相似的著作，所以一直考虑如何与已有的学术史有所不同。对一些老问题，我努力从新的角度进行解释。例如第七章“辉煌的学术成果”，问题都是老问题，但如何才能提出新的看法呢？关于注疏之学的发展，我把它理解成中国解释学的形成。解释学是一个从西方来的现代概念，也有人研究，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注疏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解释学。从数术到谶纬，我就把它看成中国神秘学的形成，至于中国史学基本形态的确立，就是一种观点、一种看法，还有天文学、地理学、农学与水利学以及既唯物又辩证的中医学等等，都是在史实分析的基础上思考认识这些问题的角度。这个角度要新，而叙述的内容也要尽可能考虑得准确一点、新一点。基本上我要求自己每写一个东西都要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
书中提出的“汉人对先秦典籍的改造”这个观点，有人很重视，但有人还不够重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先秦文献都是经过汉人整理而流传下来的，而汉人在整理先秦文献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是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想到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却被忽视了。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失去了对这一问题的警惕性。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似乎我们所接触到的先秦文献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河南大学的李振宏教授赞同我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以历史分析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传承的先秦典籍，我们就要被它所打上的汉代烙印所蒙蔽。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这个问题的意义就更加突出，因为更能看出变化，更能看出“改造”的结果、意义和影响等。
我写学术史的时候，注重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术载体。学术有载体才能流传，那么什么是学术载体呢？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人的头脑；一是物，有文字图形的物，主要是书籍。思想、学问、知识保存在人的头脑中，所以人是主体，也是载体。人死之后，其思想除了口耳相传之外，主要通过图书保存下来。李振宏教授也特别强调学术传承的载体问题，他说，学术史不同于学术思想史，要全面展示学术发展的盛况、全貌，对载籍的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载籍研究应该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范畴。
问：您之前在秦汉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近几年是不是对秦汉史关注减少，对老庄学更加重视？
答：是的。对秦汉史我写了一些文章，写了几本书，当然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例如官制史，新的简牍等出土之后，补充了大量的材料，发现了很多新的官名和官职，这些东西就需要补充。思想文化史中也有很多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我想一个时代的东西就是那个时代的东西，何必去修修补补呢？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庄学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中。目前，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刘固盛老师正在做一项“中国老学通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把原来的《中国老学史》扩大成一部更完整、更大的著作。另外，我们编纂的《老子集成》，对老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一个较大的贡献。我觉得老庄学研究持续发展的意义更大。
问：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以来，您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了15届年会的“老会员”。您为什么坚持参加每一届的年会？在您眼中，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秦汉史研究会经历了什么变化吗？
答：1979年在四川举行的中国史学规划会议上，成立了秦汉史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由五人组成（陈直先生和林甘泉、朱绍侯、周乾溁、林剑鸣四位同志）。后来五人小组会议感到要扩大代表性，发信邀请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中山大学张荣芳和我参加筹备组。随后筹备组又增加了祝瑞开同志以及东北、四川等地的代表。1981年9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于西安召开，林甘泉同志被推选为会长。1986年芜湖会议，在林甘泉同志的再三推辞下，林剑鸣同志接任会长，但是学会仍然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学会不管到了哪里，我都主张要一直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秦汉史研究会原来两年举行一次年会，后来三年或四年开一次年会。研究会还组织过学术考察活动。例如1982年暑期，研究会与兰州大学共同组织了丝绸之路考察，柳春藩为队长，刘光华和我担任副队长。全队先经武威、张掖、酒泉，考察了张掖城、休屠城、雷台汉墓、黑水国等近20个遗址，又参观了三地的博物馆。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秦汉史研究会通过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学术刊物、相互访问、学术考察等活动，在秦汉史学界起到了很好的团结、交流的作用，同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芜湖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日本秦汉史学者组团前来参加，著名学者大庭脩先生就是与会的日本学者之一。这次年会以后，国内秦汉史学者同日本秦汉史学界交流逐渐增多。1990年在山东举行第五届年会的时候，中国台湾地区秦汉史学者也组团参加。从此，两岸的秦汉史学者间展开了很多学术交流活动。后来韩国学者也参与到年会中。
我之所以坚持参加秦汉史研究会的年会，是因为我认为秦汉史研究会是最好的学会，这个学会一直很稳定、很团结。将来如果有学生愿意写学会史，可以就秦汉史研究会在改革开放以后重要时期的发展为主题，写出一个时期学术活动及学术发展的重要侧面。
以后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学者们的交流会有更多的方式，不再以学会为唯一途径，但是学会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