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随和的球友

历史文化学院从师长辈起即有打乒乓球的传统，吴量恺老师、熊铁基老师、高明振老师等，都喜欢打乒乓球。在师长辈的带动之下，学院参与这项运动的中青年教师也为数众多。20世纪90年代是学院乒乓球运动的鼎盛时期，每日下午5时以后，学院的乒乓球室就热闹非常，各年龄段的老师聚在一起互相切磋球艺，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情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当时，由于参与打乒乓球的教职工很多，为使更多的人能够上场，经常是进行双打比赛。另外，院里还曾组织过各教研室、研究所之间的男女混合团体赛。在学校举行的各院系乒乓球团体赛中，有些学院因打球的教职工比较少，以致无法组织队伍参赛，而历史文化学院则人才济济，甚至可以组织两支参赛队伍。正因如此，90年代的历史文化学院在全校乒乓球团体赛中曾多次蝉联冠军。

熊老师可以说是酷爱打乒乓球。他在一次访谈中称自己生来性急，太极拳、气功老是练不下去，下棋、打扑克总没兴趣，有时和夫人李雪松老师晚饭后散步，但也没持续多久，唯有打乒乓球一直坚持下来了，即使年过八旬仍活跃于球台前。因为打乒乓球运动量可大可小，又和年轻朋友在一起，每天下午约一个小时，什么冲动、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大家常常大笑不止，这不仅是很好的锻炼，也是最好的休息，从而能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投入教学与研究之中。

对于打乒乓球的无穷乐趣和锻炼效果，我在40岁开始学打球之前完全没有体验。由于自幼身体瘦弱，缺乏锻炼，我从小学至中学阶段，体育课的成绩都不好，也没有任何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直至大学阶段这种状况仍无改变。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而且是在偏重科研任务的研究所任职，遂将全部心思都放在查阅史料和撰写论著上。加之本来就性格偏内向，不善言辞，所以我与人交往也很少。那些年里，我一直是不分节假日，每天从早到晚都趴在书桌前爬格子。十年后，我取得的研究成果确实十分可观，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破格晋升为教授，更坚定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信心。但我的身体状况在40岁时却亮起了红灯，起初是一过性的短暂眼发黑，随后日益严重，因脑供血不足而频发高度眩晕，随之而来的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失眠，我感觉自己整个身体都垮了，也无法正常从事研究工作，陷于悲观绝望之中。于是，我四处求医问药，做各种检查，吃西药中药，但均效果不佳。一次，我在研究所里休克后不省人事，随即被送到省人民医院住院，做更细致的检查与治疗。我住院近10天，做了各项检查之后，主治医生认为并未发现明显器质性病变，主要是因为我长期从早到晚趴在桌前，不仅缺乏锻炼，甚至缺乏基本的活动，日积月累导致身体运行出现了严重的功能性障碍，所以必须进行适当的锻炼。

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迫使自己有所考虑。但选择什么锻炼项目，个人完全漫无边际，根本无从选择。当时，学院较熟悉的老师，尤其是一向关心他人且乐于助人的熊老师，对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关心，了解我的具体情况后，竭力说明打乒乓球的各种好处，劝我学打乒乓球。我也感觉可以一试，即使没有熊老师所说的这么多好处，至少对身体没什么坏处。就这样，我在40岁时开始学打乒乓球，也与熊老师又多了一层球友关系。

初学阶段，打比赛时谁都打不赢，也完全不是熊老师的对手。但我一直坚持勤学苦练，打乒乓球的水平得以逐渐提高，开始能够战胜一些对手，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之后，与熊老师比赛时的胜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熊老师对我学打乒乓球一直予以鼓励，表扬我进步迅速。加之自从我打乒乓球之后，脑供血不足导致高度眩晕的症状从减缓到消失，睡眠也逐渐好转，我对熊老师所说的打乒乓球的诸多好处，也真正有了切身体验。

不仅如此，我对熊老师的幽默风趣虽早已知晓，但在打乒乓球成为球友的过程中，又对熊老师的率性随和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球场上，经常会听到熊老师洪亮爽朗的笑声和各种令人捧腹的玩笑话语。虽然是老师辈的全国著名学者，德高望重，但在学院青年教职工眼中，熊教师却是一位率性随和、没有任何架子的老年教师，大家可以很随意地跟熊老师开玩笑，有时候熊老师也会主动开玩笑，由此而常被戏称为“老顽童”。

对于校内有关熊老师每日到行政楼一些重要部门“查岗”，兼而看望各部门美女的传闻，熊老师听后只是一笑了之，并无丝毫在意。年过七旬的熊老师仍保持着打乒乓球的较高水平。我们都一直笑言，凡外院外校的人到历史文化学院来打乒乓球，首先必须过熊老师这一关，之后才有资格与学院其他队员比赛，否则回去苦练一段时间后再来接受熊老师的考核。对此，熊老师也颇感自豪。如今虽已届米寿高年，熊老师对乒乓球依然恋恋不舍，仍常常挥拍上阵，球友们则出于敬佩和爱戴之情，还像以往一样很高兴地陪同熊老师打球，但却不再让熊老师弯腰捡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