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汉学术史研究是熊铁基先生近三十年来关注的学术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熊铁基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其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2002年12月24日，熊铁基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重新认识古书辨疑》一文，目的在于重新认识“古史辨”，强调学术研究“仍需有点辨疑精神”，认为充分准确地利用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要面临考辨的问题，“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学术思想问题都是如此”[13]。由此进一步认识汉代学术，他发现以往学者对一些古书所记的细节问题不够重视，如从先秦典籍到汉代大都不是原来的模样，这一点未被充分注意。究其原因，一是经过秦的禁私藏书令和焚书，一是传播方式本身所致，因为在书写条件较困难的情况下，口耳相传者较多，即便是著于竹帛，也往往是单篇流传，自然会使古籍传播走样。这种带着辨疑的态度和精神阅读古籍，释读出土文献资料，对深入地研究秦汉学术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提示。
基于对汉代学术的深入思考，熊铁基先生发表了《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14]，其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学术史上经学时代的形成，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即各个学派从“同源异流”“其务为治”到“相生相灭”“相反相成”，再到“兼综”他家的自我调适，最后形成新的学术整合。群经诸子的传世文本，大多经过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和改造，汉代学术可以称为新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社会实现了一次巨大的转型，传统学术亦随之转向。先秦那种诸子百家争鸣的态势，转变为法、道、儒家的意识形态。汉初总结秦亡的教训以及恢复战争创伤的需要，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学说。然而“长治久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思想统治。统治思想会体现在政策、法令之中，最后会集中到学术思想上面。统一思想就必定落脚到统一学术中。汉武帝想使汉朝统治稳固长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把经学作为主流学术。整个两汉时期，无论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理论思维，还是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农学、医药等，都有着辉煌的成就，为中国学术奠定了基本规模和范式。
图书作为传统学术的主要载体，直接影响着传统学术的发展，又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依据。熊铁基先生从汉代文献整理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学术的载体，撰写成《刘向校书详析》一文[15]，对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群体、校书时间、校书方法、指导思想、校书结果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释和举证，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刘向校书的意义。他认为西汉末年由刘向、刘歆父子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花费二十多年时间，对当时留存的图书逐本予以定著，并且分类编目和保存，不仅仅是对书籍进行简单的集中和抄录。刘向等人适应当时的主流思潮，按照他们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几乎所有的图书进行了整理和改造。他们的主观校定在所校古籍上必然要留下时代的痕迹，后世流传乃至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先秦典籍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
熊铁基先生特别关注对汉代学术的整体认识，全面地呈现汉代学术的历史面貌及其演变的内在思路。他把汉代学术的各派各宗尽数地分源别流，进而归结出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理；把汉代学术放在中国学术史的大框架内进行探讨，显示出学术整体的关联性，凸显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的联系性。在《再论秦汉新道家》《论汉代新儒家》《试论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性》《汉代经学垄断地位的确立及影响》等文章中，他主要探讨了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问题。先秦（主要是春秋战国）为“子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十分突出，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不难看出诸子的言论、思想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把百家争鸣概括为同源异流、殊途同归、相生相灭、相反相成、求同存异与齐万不同，这反映出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的必然趋势。诸子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每一派都会采取他者之善要，取长补短，以发展完善自己的特色。各派学者在实践、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向综合的方向发展，但又有各自的基本立场。这样在汉代就出现了以黄老为特色的新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6]。《太史公自序》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吸收其长的“整合”办法。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发展的汉代新儒家，理论上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能够与时俱进。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这明显是学术思想整合的突出表现和结果。这种整合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就是种种客观的条件和原因，特别是统治者的有关举措与重大活动和事件的影响，统治阶级有意识的统一；内因就是学术各派自动的调整。新道家、新儒家的外因的整合与内因的趋同，形成了新的学术思想体系。
熊铁基先生用五年的时间，将秦汉学术史领域相关研究整合提升，撰成《汉代学术史论》一书，并于2013年正式出版。其中，他对学术史的写法做了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学术见解，惠及学林。首先，他明确地提出了汉人对先秦学术的改造问题，认为当前我们能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典籍都是经过汉人整理而流传下来的，而在汉人整理先秦文献典籍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造。李振宏教授在其《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17]一文中，开篇就直接引用了熊铁基先生的学术观点。李振宏教授还强调：“在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属性问题上，熊铁基先生是有重要的开拓之功的。这体现了熊先生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目光，体现了先生对待历史文献的历史批判精神。”[18]其次，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特点进行了总结，把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归纳为“道不离器的综合性”“经世致用的政治性”“解读诠释的连续性”三个方面，这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创造性的总结。再次，他提出了“中国解释学”的概念，把中国传统的注疏之学、训诂之学、传注之学统一命名为“中国解释学”，并展开了具体的探讨。自汉代“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儒学逐步走向经学化。纵观两千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历程，几乎就是一部解经注经的历史。随着历代学者不断将解经释经研究推向深入，训诂疏注、音义章句、校勘阐释等方法和理论也随着发展提升，经典诠释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色。正如汤一介教授在其《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提出：“‘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熊铁基先生将中国传统的注疏之学、训诂之学、传注之学，命名为“中国解释学”，并提出在汉代“中国解释学”就已经形成，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