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为经纬 成一家言——评熊铁基教授著《秦汉文化志》
范军
当20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站在世纪桥头，回眸历史沧桑，沉思千古文明，史学家和编辑家联手，一次推出气魄宏大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这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大型文化通志，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萧克将军主持编纂、全国百余位专家学者通力撰写的。全志分历代文化沿革、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制度文化、教化与礼仪、学术、科学技术、艺文、宗教与民俗、中外文化交流10典。每典10志，共100卷，约3600万字。全志以齐全的门类和浩繁的卷帙，全方位、多视角地记述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它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华文化的巨著。
由熊铁基教授撰写的《秦汉文化志》，正是上述浩大文化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部近30万字的断代文化专志，充分体现了通志的编纂宗旨与精神，同时又独具特色与魅力。作者驰骋于遗文故册之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该志既较全面系统地综合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有所开拓，有所创新。其突出表现一是体例方面的新尝试，二是内容方面的新见解。
体例和结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外在形式问题，其实它和内容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内容决定形式，反过来，形式又制约内容。就像钢筋水泥浇铸的框架结构可以建成摩天大厦，而纯木质结构的房子只能是另一番模样。就中国文化史志的研究来说，如果跳不出既有的框框，便难以开辟出新的境界。近几十年来，研究和论析中国古代文化，一般的安排多离不开哲学、宗教、文艺、史学、科技等这样的模式，相沿成习，几成定势。这种结构，清晰明了，条分缕析，但它往往割裂了极具混合性的古代文化的复杂联系，更重要的是使某些本属文化史志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范围的文化景观，未能纳入视野之中。
《秦汉文化志》大胆跳出文化史志研究的习惯模式和编纂框架，另辟蹊径，别开洞天。全书除导言外有10章，其纲目分别是社会概况、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文化政策与教育制度、社会思潮的发展、综合性的学术、文学与艺术、礼仪与风俗、衣食住行与工艺、文化的地域性与中外交流、文献与考古。从这个章目不难看出，体例的变化，结构的更新，其实质在于内容的丰富与疆域的拓展，还有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在勾连。
第一章社会概况中，专门论述秦汉时期的世界形势，虽着墨不多，但大处比较，很有意义。半个世纪前，翦伯赞先生著《先秦史》《秦汉史》就很注意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背景下进行审视，惜乎近几十年来治中国史者往往只关注自身历史的沿革交替，而疏于中外历史文化的横向比照研究。在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知识信息化的时代，历史文化研究时刻注意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无疑有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社会思潮，是在文化史志研究中较为荒疏的一块土地上垦拓，自然收获颇丰。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紧密相连，但二者又有区别。梁启超曾经说过：“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可见，社会思潮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的，反映一定群体利益和要求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倾向或思想体系。社会思潮的理论形态就是哲学和宗教，“而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研讨，主要是注重其普遍性，注意其社会的广泛影响，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其发展过程及特点等等，把代表人物、代表阶级放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去认识，其代表性也就更有意义”[2]。本章的内容主要有秦汉的社会思潮、从“儒道互绌”到“独尊儒术”、从阴阳之术到谶纬流行、道教的产生和形成、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几个老问题从一个新角度切入，统括于“社会思潮”之中，使问题的探讨更加辩证而全面，问题的内在联系揭示得更加清楚而深刻。
换一个重要名词概念，常常意味着换一副视角。本书第五章综合性的学术便是如此。“秦汉时期的哲学，不外是从更早传统的经学和诸子之学中去讲，而经、子两学实在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因而即便是专门的哲学史也不得不涉及它们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用‘学术’来进行概括，似乎比一般的用‘哲学’来概括更为确切，至少经学和诸子之学是如此。”[3]基于这一思想，作者在本章中论述了经学的产生和发展、秦汉时期的诸子思想、由经学派生出来的内学（谶纬之学）的学术地位，以及在当时并不被重视的自然科学。这样的内容安排及其具体分析，较好地体现了秦汉学术文化的混溶性、综合性特点，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尊重实际，灵活变通，在新的视角审视下，往往会有新的收获。例如司马迁、班固，除了在文献及文学章中述及其史学、文学意义之外，主要在学术章的诸子之中予以突出记述，“因为他们的著作虽为史学，实际上也是综合性的学术著作”[4]。司马迁更是有自己独特见地的思想家，其寄意深远、综合学术的功绩常常被哲学史家和学术史家所忽略，而在本书中得以彰显。
其他各章，诸如“文学与艺术”“礼仪与风俗”“文化的地域性与中外交流”“文献与考古”等，无论是老瓶装新酒，还是打破成规另起炉灶，都有不少新的特点、新的发展。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再侧重谈谈本书在内容上、观点上的创新之处。
作者治秦汉史、思想文化史多年，在秦汉官制、军事制度、新道家及汉唐文化方面均有专著行世。这部《秦汉文化志》既广泛吸取了学术界关于秦汉文化史志研究的成果，同时又凝聚了作者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心得。通观全书，新内容、新见解的火花四处闪烁，炫人眼目。此处仅就陋见所及，略举二三。
关于内学的学术地位。内学即谶纬之学，其内容无所不包，但讲灾异和符命最多。人们概括其主要思想，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因其与愚昧的迷信思潮和帝王的阴谋权术紧密相连，故而名声不好，学术界往往将其一概否定。《秦汉文化志》则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内学，在分析批判其封建糟粕的同时，也探究了它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肯定了它在政治、哲学、科技诸方面的某些积极作用。如从哲学的角度，作者指出“谶纬特别是《易纬》，是富于哲学思想的。其哲学思想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它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唯心主义的体系”，“但作为历史的存在，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史是值得研究的”。它庞大的体系、完整的形式，可说蕴含着系统论思想的萌芽，“讲阴阳，讲变化，其中或多或少有些辩证法的思想”[5]。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显然是比较辩证的、公允的。
关于礼仪与风俗。礼与俗合为一章，作者“意在说明上层之礼与下层习俗的互相影响，所谓‘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礼乐制度，又靠在社会上去广泛‘采风’，记述这些内容对‘移风易俗’问题的认识或有补益”[6]。本章论及“礼的作用和意义”、“礼与乐”的相互关系、“俗与礼乐的关系”，参经证史，广征博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关于礼与乐的区别与配合，作者用荀子的话归结为“乐和同，礼别异”。别异者，分别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和同者，即君臣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族长和顺等。对于此点，书中征引了《荀子》的《礼论》《乐论》，《礼记》的《乐记》，《史记》的《礼书》《乐书》等典籍，持之有据，水到渠成。又如，关于俗与礼的关系，作者从字源学上探本逐源，指出俗与礼“一个是人欲的表现，一个是解决人欲问题”，因此，“‘礼乐教化’常常与‘移风易俗’紧密相连”[7]。这种分析和联系新颖别致，又入情入理，符合历史文化实际，很有说服力。
关于文化的地域性。古者百里异习、千里殊俗，不同地域不仅自然风貌有别，而且文化景观也不同。对于这一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古代典籍多有描述，但当代学者治文化史志者对此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秦汉文化志》专辟一章谈这个问题，显示了作者对文化地域性的特别关注。作者首先从方言、习俗、文艺几方面勾勒了秦汉时期关于地域性差异的论述，随后对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及相互影响做了多方位的探讨。地理环境对文化区域性的影响，古人多有记述，且至今仍被客观事实所证明，而“除了自然、地理的因素之外，习俗的形成和发展还有‘随君上之情欲’的一面，即人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也是重要的”[8]，书中举《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予以论证。破除了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来讨论文化的地域性，无疑少了一些偏颇，多了几分辩证；而至于本章所论“各地文化的相互影响”，从人口迁移即移民的角度来举证和阐述，别具匠心，饶有趣味，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除了以上几方面，作者在不少问题上都还有独到分析和精彩之论。如对秦代“以法为教”历史及现实原因的探究，对“焚书坑儒”后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剖析，对汉代“独尊儒术”社会心理的透视，对风俗因顺自然的阐发，对“师法”与“家法”的辨析，等等，本书都能推陈出新，独出机杼。这里我们还特别要提到的是，作者文风之朴实，学风之扎实。各章各节，大小问题，皆不作凌空蹈虚之宏论，而是时时处处立足于坚实丰富的材料基础上，从历史材料中水到渠成地归纳出结论，要言不烦，点到即止。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倡导和弘扬的。
一位史学家曾说过：“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包括《秦汉文化志》在内的这套大型文化通志，有如史学家的一次列队远航。文化史志的研究也是永无止境的，新世纪的大海还在呼唤！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1页。
[2]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3]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6]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7]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8]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