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老师：历院的一道风景
马敏
大学是一个不乏风景的地方，每个学子的心中想必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但在我看来，大学最美的风景其实是人：一个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学生与老师，尤其是那些躬耕三尺讲台，不经意间便点亮你生命之光的名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便有了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所敬重的熊铁基老师，便是这样一位名师，他既是我们历史文化学院的一道风景，也是桂子山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尽管我同熊老师交往已有四十多年，先是做他的学生，继而成为同事，有一段还当过他的“领导”（其实从未真正领导过他），可以说是再熟识不过了。但说句实话，真静下心来要写点对这位老先生的感想时，反倒觉得有点迷惘，一时间竟抓不住他的“真身”，他太过多面了，太过丰富了，似乎很难用一个固定的镜头来框住他。他身材瘦削，个头不高，但行动敏捷，精神抖擞，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他已是耄耋之年，学富五车，但却仍充满好奇之心，有时言行举止更像个老顽童，给人以极度的亲和感。在同他的交往中，和许多人一样，最令我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他神出鬼没的校园“巡查”，据说主要有两条路线：校医院和行政楼。无论是当校长还是当书记时，我似乎都是他老人家重点“巡查”的对象，隔三岔五，有时敲门，有时直入，待我起身恭迎时，他多半会说声“哦，你在啊”，或“没事，你继续忙”，便掉头离去。我明白，他并不是真找我有什么事，其实是来看看我这位昔日的学生是否还“爱岗敬业”，是否真正在为学校这个大家庭操心。这也算是一种群众监督的形式吧。二是熊老师自认乒乓球技艺十分了得，他多年来一直坚持打乒乓球，据说常年是校老年组的亚军，而且曾自豪地告诉我他还打败过丁烈云书记，这就令我很生敬畏了，因为丁书记在省内高校领导比赛中经常是要拿名次的，他的长胶打法以柔克刚，颇难对付。这导致我从来不敢去历史文化学院打乒乓球，实在怕过不了熊老师这一关，丢丑，因为他说过，“凡要来历院打球，先得过我熊老师这一关”。后来我干脆改打羽毛球，心想也可以借此挑战他老人家一把，谁知一打就是十年之久，羽毛球也成为我经常性的锻炼项目之一，这还真得感谢熊老师！
但你真以为熊老师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教书匠，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学术上，熊老师可是一丝不苟，精研覃思，功底扎实，又才思敏捷，新见迭出，是一位能开宗立派的大师级学者，一位遨游史海的顶尖高手，像极了金庸笔下的那位少林“扫地僧”，看似其貌不扬，却身怀绝技，深藏不露。在全国史学圈子中，提到华中师大的古代史，必然要提到熊铁基老师，必然要夸赞他的秦汉史研究。在秦汉史研究中，熊老师著有《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军事制度史》、《秦汉文化史》、《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秦汉新道家》、《汉代学术史论》等著作。熊老师在秦汉新道家研究领域用力甚勤，从相对简略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到更加完善的《秦汉新道家》，用了十年的工夫。熊老师对秦汉新道家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如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教授便对熊老师的《秦汉新道家》做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应当说，这是一部全面总结道家在秦汉时期发展成熟并且实现新的时代变化之思想史过程的深层次的专著”，“其实每一章都可以看作能够独立成说的精彩的学术论文，各有精辟之说，因而显著提升了全书的学术质量，瞻览各篇章，使人心生珠零锦粲之感”[1]。但熊老师并没有止步于秦汉史研究，而在晚年又另辟新径，移师于老庄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继《中国老学史》之后，又出版了《中国庄学史》，主持编纂了目前最全的《老子集成》丛书，全书共有15卷1100万字），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我曾有幸应邀出席过国家宗教局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盛大的《老子集成》首发式，见证了国家宗教局领导对这套丛书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认为这套丛书从形式到内容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推动中国文化传承意义重大，可以说为我们华中师大中国史研究争得了很大的光彩。
我毕竟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对熊老师的学术成就不敢更多置喙，因为自有同行发自内心的中肯评价，我只想说，无论如何，无论从哪方面讲，熊铁基老师都应该是我们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的领军人物。说到历史文化学院的大宗师，除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外，文献学有大名鼎鼎的张舜徽先生，中国近代史则有驰名中外的章开沅先生，他们都曾是熊铁基老师的老师，而在熊老师这一辈，他则无疑是最有造诣的学者之一。他承前启后，继承并弘扬了历史文化学院的优良学术传统，使桂苑学脉得以薪火相传。经过他多年的苦心经营，历史文化学院的古代史研究，除张舜徽先生文献学一脉外，道家道教研究和老庄学研究也渐成气候，佳作迭出，培养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学人，成为本院中国史学科的又一大亮点。在我担任学校领导期间，熊老师从未因任何私事找过我，每每给我打电话，所谈的都是学科建设，都是一定要留住某某，一定要引进某某，某某是可堪造就之才，要加紧解决某某的职称问题、配偶问题，如此等等。他所操心的多半是别人，多半是学科，他常常为学院的发展鼓与呼，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而且是热心快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随时都可能给你打电话，给谁都敢打电话，充分体现了华师百年精神中刚毅的一面。
很显然，熊老师的确不愧为历史文化学院乃至桂子山一处独特而靓丽的风景。那么，如果往深处想，这处风景到底意味着什么？又能给我们哪些启迪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究竟何以为大学？大学固然是培养高端人才之地，是为社会输送各式人才的工厂，但好的大学，老的大学，如陈平原所说，似乎还应有属于自己的“灵性”或“诗性”，有超脱于世俗的更高远的追求，有自己的传说和故事，其中不乏像熊老师这样充满浪漫精神的、特立独行的人及其事，值得莘莘学子用一生的时光去回味、品尝与咀嚼。“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
其次，何以为学院？系和学院是大学的基层组织，它既是师生们朝夕相处的公共空间，也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与个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长期以来，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之所以显得比较和谐，首先在于老师之间比较团结，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记得历史系七七级、七八级刚从京山搬入桂子山时，张舜徽先生、章开沅先生等大学者于治学的百忙之中经常抽空来到学生宿舍，和同学们促膝聊天，多有勉励。吴量恺、戴绪恭、熊铁基、高明振等老师更是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经常在一起活动。很长一段时期，每到业余时间，一号教学楼历史文化学院的地盘上经常有两个摊子，一拨是排队打乒乓球的老师们，另一拨是围着下象棋的老师们，大家你争我夺，奋力拼杀，热闹非凡。其中，便少不了熊老师的身影，他是老少通吃的“周伯通”，也是学院的“黏合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和谐的老师，才有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尊师传统是有名的，一群老毕业生如李子林、吴宏堂等，每年的教师节都会回来宴请老师们一次，叙谈师生情谊，将近十年未曾中断，直到去年才因新冠肺炎疫情临时取消。
再次，何以为名师？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真正的名师，无关乎“帽子”，无关乎项目，无关乎票子，而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科研成果既丰、讲课又特别出彩的老师。这里，我想再追加一句：真正的名师，还应像熊老师这样，学术地位虽高，为人却率真随意，有个性，有特点，有高度亲和力。名师往往是在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中来界定的，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发自内心地对老师的尊崇。那种离群索居、著作等身，将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的学者，有可能成为名人，但绝不是名师。
总之，好的大学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充满人性的光辉与生命的灵动，充满各种有趣的奇闻逸事、历史传说，像熊铁基老师、黄曼君老师、“网红”戴建业老师这样有故事的老师。这才是学子们真正喜欢的大学，这才是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大学的“风景”。
今年是熊铁基老师八十八岁大寿，雅称“米寿”，我想引用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替另一位同龄哲学大师金岳霖先生撰写的寿联作为文章的结尾，同时也是献给熊老师的生日祝福：“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茶寿为108岁，我们祝熊铁基老师健康长寿，何止于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注释】
[1]王子今：《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