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后，熊老师本希望我将博士论文纳入巴蜀书社“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出版，固盛兄的博士论文《宋元老学研究》当年即是纳入这套丛书出版的，这当然也是我非常乐意的一个选择。但2001年暑假一个偶然机会，有朋友提醒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可以申请，一旦通过评审，可以免费出版。巴蜀书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自的“丛书”与“文库”，两相比较，凡夫俗子的我自然更向往“国”字号，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将博士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抽出来，以道论、修身论、治国论、方法论四个部分为框架，以博士论文原题目加上能够显示理论特色的副标题构成《唐代老学：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国之道》一书，提出申报。没想到竟然顺利通过匿名评审，且评价较高，并很快于2002年5月顺利出版，速度之快出乎我的意料。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原博士论文分析部分基础上做了一些理论上的补充而形成的，故原博士论文的《老子》注疏分析与考证方面还有很多内容没有放进去。正好此时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组织出版“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向各直属古籍所征稿，而文献所当时没有其他书稿应征，这显然是比较被动的，不利于本所在古委会领导层的形象和今后的发展。作为副所长的我不无忧心，便将原博士论文剩下的注疏分析与考证部分，以个案为章加以补充与修改，组成《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一书，提交到古委会。原本只想交差了事，表示我们文献所没有交白卷，并不奢望能通过评审出版，没想到也很顺利地通过了专家评审。古委会这套丛书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四家按照文学、古籍整理、古籍研究三种性质分工出版，我的书稿属于古籍研究性质，便被分配给齐鲁书社，并于2003年6月出版。2002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的同时，我还主编了历史文献研究所第一辑研究集刊，名之曰《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收本所同仁学术论文28篇，约40万字。

那几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和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发表的同时，我还负责熊老师有关道家研究的一些具体事务。我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和赵国华、吴琦、范军兄等一道筹划和主编了熊老师七十寿辰纪念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论集——熊铁基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收入师兄弟姐妹们的论文32篇，2001年6月开始筹划与编辑，于2002年3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二是协助熊老师处理了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前后的事务。根据我当时写的“大事记”，2002年3月份以前我向熊老师提出成立道家文化研究中心的建议，老师感觉时机还不成熟。但4月份陈鼓应先生应邀来校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会后熊老师与之商谈成立道家文化研究中心的可能性，得到陈先生的支持，并建议改名为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承诺为我们寻求资助。9月份，陈先生来电称找到了赞助企业家，10月中旬正式敲定，月底与台湾企业家黄胜得先生一起来华师考察。于是，熊老师、韶军兄、固盛兄和我一起商定趁此机会成立研究中心，我则负责拟定了这一活动前后事务程序，我们几个分头准备。11月1日在华师召开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北京大学陈鼓应教授、王博教授和台湾企业家黄胜得先生应邀出席，马敏校长、章开沅先生以及当时的社科处处长石挺兄等出席了会议，武汉大学唐明邦、萧汉明、李德永等学者也前来祝贺，会后黄胜得先生出资20万元支持中心的研究工作，中心成立了董事会，制订了科研计划等。三是2003年上半年，协助熊老师以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为平台，与湖北省道教协会合作举办了第一期道教文化研习班，由全省各道观选派人员来参加学习，这是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我们开展的第一项工作，熊老师、韶军兄和我都在研讨班讲了课。办班过程中，我负责具体的事务安排与经费收支管理。由于固盛兄博士后学习结束归来，2003年下半年，我便把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事务与收支账目等转交给他来管理，以便我腾出手来处理文献所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一些事务工作。

2004年下半年，我参加了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工作，被分配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担任负责人，2005年10月份回校。这一年可以说是我经历前几年如牛负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后的调整年，也使我有时间与精力对前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进行总结与思考。上山前，我接受了两个任务，一是周国林、王玉德兄领衔的《儒藏》宋人文集部分的点校任务，我负责南宋高宗时状元王十朋《梅溪集》的点校整理工作；二是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卞孝萱先生交给我一个任务，为该中心的清代经学流派研究项目承担《清代扬州学派研究》书稿的撰写。卞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答辩主席，对我颇有期望，硕士论文答辩后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时予点拨。他交给我这个任务，是想让我在舜徽先生《清代扬州学记》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为了完成这两个任务，我上山后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儒家经典和了解清代经学史，并于2006年向熊老师提出来，今后准备逐步转向儒家经学研究方向。这既是迫于当时手中上述两大儒学经学研究任务，更是基于我一年多来的考虑。我主要是觉得，我这种史学科班出身的人，理论研究能力与哲学修养功底均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虽然在近十年的道家研究过程中发表了一些理论研究论文，但总体来讲，根本不能与哲学界的相同理论研究相比，不具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且我个人觉得自己更适合文献考证类研究工作，不习惯虚玄的理论研究。其实在我向熊老师提出研究转向前，固盛兄曾几次转述了熊老师的话“一定要抓住董恩林一起做道家思想研究”。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年中，我还是挤出时间，参加了熊老师主持的《老子集成》的点校工作，先后点校整理了陈元赞撰《老子经通考》、郭良翰撰《道德经荟解》、龚修默撰《老子或问》、潘基庆撰《道德经集注》、洪应绍撰《道德经测》、顾锡畴撰《道德经解》、陈仁锡撰《老子奇赏》、佚名撰《老子道德经奇赏》等8种老学文献。同时，中华书局哲学室朱立峰编辑通过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论文找到我，邀请我主持杜光庭《广成集》和《道德真经广圣义》两书的点校整理工作。可惜由于行政事务和几个项目的压力，我实在没太多的时间投入这一工作，最终只完成了《广成集》的点校工作，并于2011年5月出版，《道德真经广圣义》的整理工作则只好硬着头皮推辞掉，我和朱立峰编辑都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