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与时代性的贯通——读熊铁基等著《中国庄学史》
郭齐勇 秦平
《庄子》是我国文学和哲学宝库中的不可多得的瑰宝奇葩。鲁迅先生曾评论道：“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的暗示性无边无涯，涵盖面无穷无尽，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可以做出多重的、创造性的解读。其浪漫主义的手法，丰富多样、生动逼真的描写，辛辣讽刺的笔调，创造式的寓言，是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源泉。庄子的精神，也正是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与中国哲学精神。
庄子的宇宙观（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社会历史观与庄子的哲学体系核心“道”紧密相连。庄子之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与道同体，因而都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庄子主张随大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物来顺应，与大化为一，即与道为一。如此，随健行不息的大道而游，还有什么可待的呢？因其“无所待”才能达到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的逍遥极境。这个境界就是庄子的“道体”，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是道体的化身。庄子的人生最高境界，正是期盼“与道同体”而解脱自在。这种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之境，看似玄秘莫测，但实际上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每一时代各类的人，群体的人，尤其是个体的人，虽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然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即空灵净洁的世界。任何现实的人都有理想，都有真、善、美的追求，而道家的理想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庄子的哲学思想，从海与河、天地与毫末的相对比较中说明万物的大小、贵贱、生死、是非都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为人应顺其自然，一切不可强求，要回到天真的境界。《庄子》以寓言故事说明了学道和得道，“以物观之”与“以道观之”的方法学的差别，强调的是整体的和谐与物我的相通。俗人的好恶总不免偏颇，真人则超越于好与不好之上，摆脱了人间心智的相对分别，既忘怀于美恶，又排遣于爱憎，冥合大道，纯一不二。真人守真抱朴，与天为徒，同时又随俗而行，与人为徒，既不背离天理，又不脱离人事。为此，天与人不相排斥、不相争胜而冥同合一。达到物我、主客、天人同一境界的人，才是真人。
“各适己性”的自由观的前提是“与物同化”的平等观。逍遥无待之游的基础正是天籁齐物之论。庄子自由观的背景是宽容，承认自己的生存、利益、价值、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必须以承认别人的生存、利益、价值、个性自由、人格尊严为先导。这种平等的价值观肯定、容忍各种相对的价值系统，体认其意义，决不抹杀他人的利益、追求，或其他的学派、思潮的存在空间。这样，每一个生命就可以从紧张、偏执中超脱出来，去寻求自我超拔的途径。章太炎《齐物论释》正是从庄子“以不齐为齐”的思想中，阐发“自由”“平等”的观念。“以不齐为齐”，即任万物万事各得其所，存其不齐，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体自身具有的价值标准。这与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正好相通。
《庄子》一书是道家与道教的经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喜欢《庄子》的。秦汉以降，特别是魏晋之后，有关《庄子》的研究越来越多。有的重文字考证，有的重义理解释，更多的是借注《庄子》、释《庄子》获得一种人生解脱，亦有以玄学解《庄子》或援《庄子》讲佛的。历代关于《庄子》的注疏可谓汗牛充栋。有关《庄子》的注疏、诠释的历史，构成了庄学的一部分。但历来并没有人把诠释《庄子》的历史加以系统地整理、研究，有之，则从熊铁基教授开始。
由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诸先生著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中国庄学史》一书，无疑是一个极为成功的范例。作者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
是书洋洋50万言，历述了庄学自产生起，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迄至明清时期的各个时代的发展状况。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在梳理庄子之学纵向的发生、发展线索时，始终将历史上的庄学研究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换言之，庄学史既与庄子乃至道家思想内在的发展理路血肉相连，同时又与各个时代具体的文化心理、社会思潮激荡互动、密不可分。如此一来，庄学的发展就同时具有了连续性和时代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庄学研究的历史发展。
从连续性来看，对庄子之学的研究思考始终是各个时代所共同关心的主题之一。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从《庄子》的文本中汲取思想的营养，尤其是庄子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反思，以及由此而确立的超拔挺立的精神，一直以来，成为支撑和滋养中国思想家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因此，庄学研究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庄子以及道家思想不断发掘的过程。这使庄学研究史必然具有某种连续性。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庄学研究的时代性。作者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述。
首先，作者注意挖掘不同时代的主要思潮与该时代的庄学研究之间的关联互动。以秦汉为例，政治一统、学术整合，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庄学研究处于“潜行”的状态。但在这种表象之下，三百年间读《庄子》、注《庄子》之风不绝如缕，很多思想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庄学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儒家知识分子，如韩婴著《韩诗外传》引《庄子》之语不少，董仲舒作天人感应之论受庄生启发实多，等等。相应地，作者系统地阐释了魏晋时期庄学与佛学般若学之间互辅共进，隋唐时期庄学在儒道并重之下的发散展开，宋元时期庄学与理学的并行不悖，明清时期庄学与心学、考据学的转相发明。如此一来，庄学研究的发展史就成为各个时代思想发展史的鲜活的内容，人们从历史时代的思潮中可以看到庄学发展的影子，也能够在庄学的具体展开中折射出时代思想的轨迹。
其次，作者独具匠心地选取了庄学发展史上各个时期的若干重要思想家进行个案研究。以唐代的成玄英为例，作者从“会通老庄”“修正郭象”“凸现重玄”“归宗修身”四个方面介绍了成玄英的庄学研究情况，内容涉及文本解读、义理耙梳、直觉体验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在具体个案的研究中，作者关注到了一些庄学史上被人们所忽视的重要资料。而对于众人聚讼不已的问题，作者亦有许多精彩独到的见解。关于宋元时期的庄学如何在学术思想的转换创新中获得新的生命，本书格外详尽地做了说明。庄学与佛学、理学的关系尤为繁复，作者发掘了不少材料，又以典型个案的方式，论证了庄学既是理学的重要资源，又在理学的氛围下改换了自己的内容与形式。其中关于王雱、陈景元、朱熹、林希逸、褚伯秀的讨论，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至于明清时期的学术特色与庄学的关系问题，作者也做出了独到的说明，其中关于陆西星、释性通、沈一贯、焦竑、方以智、王夫之等人的阐述，有很多深刻的洞见。
该书在思想阐释、体系结构等方面的特色还有很多。例如，作者对各时代学术的特点及同一时期庄学研究的特色的概括，言简而意赅，往往有过人之处。又例如在论及各时期庄学研究的状况时，作者常常有意识地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注释成果系统地列出，以便后学者检索查寻。而作者将庄学史写到清代便戛然而止，同时附上“20世纪《庄子》研究资料简目”，也反映了作者在宏观结构上的成熟思考。
倘若我们把连续性的思想史的纵向线索比作一串项链的绳线，而把思想史在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身上的横向展开比作这串项链的珠子，那么，《中国庄学史》一书正是做到了珠与线的有机贯穿。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庄学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思想史。在中国经典的诠释方面，有关《庄子》的诠释自成一格，又与儒、释思想的诠释时相呼应。本书对我们把握中国经典的诠释特性，极有价值。我们衷心地感谢熊铁基教授与他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老学史》之后又为学术界贡献了这一精品，二者珠联璧合。
（原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2期，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