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相对，药证相得

临床对于病势的诊治早在《黄帝内经》就提出了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即轻微的病需要调理，较重的病要进行平复，亢盛的病必须劫夺，并据病势轻重制定大小适宜的方剂。故《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无可讳言，针刺治疗也需要遵此而采取相应措施。如病势轻的要浅刺，用针宜少；病势重的可深刺，用针宜多。随病情变化调整气机，治疗才会适当。故《灵枢·卫气失常》说：“病间者浅之，甚者深之，间者少之，甚者众之，随变而调之，故曰上工。”病证是复杂多变的，治病必须凭借病象的轻重特点，选用适宜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临床见到的病证一般比较轻微而单纯，证候表现与病机性质是一致的，治疗均可逆其证象特点而治，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等，逆其证象直折病势。概言之，病势轻重不同，治法必须慎造妥酌，应用适宜。

窦材秉承《黄帝内经》中关于病势的治疗原则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其认为医生治病第一要务乃是明确疾病性质，体察病势大小，才可合理用药施治。若未能明辨，乃庸医也。具体如书中提道，“急病而用缓药，是养杀人也。缓病而用急药，是逼杀人也”，揭示了急、慢（缓）性病治疗用药的原则区别及误用所致的后果。病有轻重，治分缓急，不可混治。急性病应用峻烈之品，即急药速战速决，免留后患。如用轻淡和缓之品，则缓不济急，养痈遗患，贻误战机，甚至致人重危，故称“养杀人也”。对慢性病，则要从容调理，药用和缓轻淡之品，积渐邀功。其时病人正气已虚，若用峻烈急药，难免伤人正气，亦可致危，因称“逼杀人也”。正如书中所评：“庸医遇病，不能必其何名，亦不能必其当用何药，概以温平试之。若缓病尚可，设遇大病则为误不小，故名养杀人。若缓病投以急药，是欲速其效，殊不知攻急则变生，所谓逼杀人也。”窦材在治疗伤寒病时提道：“余治一伤寒，亦昏睡谵语，六脉弦大。余曰，脉大而昏睡，定非实热，乃脉随气奔也，强为之治。用烈火灸关元穴，初灸病人觉痛，至七十壮遂昏睡不疼，灸至三鼓，病人开眼，思饮食，令服姜附汤。至三日后，方得元气来复，大汗而解。”病势有或急或缓之不同，其中缓者为本，急者为标。疾病治疗时除辨病因、病机外，务必进一步辨明病势的轻重与缓急。疾病的轻重缓急，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治疗，有发作期、缓解期、恢复期的不同，判断疾病的分期，可分析得出疾病当下所处的生理病理状态，及用药剂量之轻重和选药之轻重。

古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体会到，治病在许多方面如同打仗，把针刺及遣药组方视如排兵布阵。如《灵枢·逆顺》言：“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因为正当邪盛气逆之时，勉强治疗，不但邪气不能尽除，反会毁伤正气，加重病情，所以《灵枢·逆顺》还告诫说“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可待邪气之盛势稍为衰退，正气开始复盛之时施治，便可奏效，此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其盛，可待衰而已”的道理。因此，针对某些周期性发作的疾病，均应在其未发作之前亟治，此时邪气较衰弱，正气相对旺盛，如能给以适当治疗，一鼓直下，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故《素问·疟论》说：“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病势盛衰的施治原则，可谓“当其盛时有缓治，临其衰时可急行”，临床颇有实用价值。

总之，急治与缓图是根据疾病的发生、演变、转归的时间与病势的规律来指导选方遣药的治疗原则，在施治时，要制定出适宜于短期、中期、长期的治疗方案。如果本应急治而用缓图，或应缓图而用急治，其结果是药过病所，就会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图近而实远”的错误。病重药轻，犹“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延误治疗时机。真正要运用好急治与缓图原则，必须多实践、广积累、深思考、勤总结，日久方能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