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审证求因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问世的《黄帝内经》代表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创建，书中提出“谨守病机”的思想，且列举了“病机十九条”等详细的辨证论治方法，可见《黄帝内经》时期辨证论治的思想已现雏形。辨证主要就是辨病机。《灵枢·逆顺肥瘦》云：“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年质壮大……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瘦人者，浅而疾之……婴儿者……以豪刺、浅刺而疾拔针。”《灵枢·通天》指出：“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由于人体脏腑、气血、阴阳的生理或病理变化皆因其各自的体质、禀赋（即“五态”所指）不同而各具特点，临床应详审细辨之方可施治。《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黄帝内经》已经认识到天、地、人与疾病的相关性，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理方法。辨证论治是把人的体质禀赋以及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时节气候、自然社会等因素作为证候判断的依据进行的治疗。“天人相应”为其理论基础，具体应用则为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因此，《黄帝内经》建立的治病形式与远古时代的对症治疗具有本质的区别，开启了中医治病求本的先河。

与他医学体系比较，中医在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和对症治疗三种手段中，最重视辨证论治，而且对辨证论治用得最多。因此，窦默在著书立说、临床实践中都非常重视辨证论治。他明确指出：“正其理而求其原，免投针而失其位。”这里的“理”是指用针理论，“原”是指疾病发生的原因。他认为治病宜明其针道之理，审察疾病之原，以免发生针刺治疗的误差，并列举了疼痛与痒麻在病因与治疗上的不同。他指出，“察麻与痛，分实与虚，实则自外而入也，虚则自内而出欤”，“大抵疼痛实泻，痒麻虚补”。由此充分说明，疼痛多属实证，多因外邪侵袭而致，针刺须用泻法，以祛邪止痛；痒麻多属虚证，多为气血亏虚不能濡养而发，针刺须用补法，以补养气血为主。这就是他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发病原因、病性、病位，以及邪正胜负之间的关系，得出“痛实麻虚”的结论。根据虚实决定针刺补泻，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审证求因是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审证求因是指在审察人体内外的方法基础上，根据病人一系列的具体证候，加以综合分析，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为临床治疗提供确切的依据。《素问·腹中论》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伤肝，故月事衰少不来也。”显然《黄帝内经》很重视“何以得之”的病因，且《素问·至真要大论》有“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明训。《素问·征四失论》还强调：“诊病不问其始……何病能中。”以上皆为《黄帝内经》审因论治思维的体现。任何疾病，皆由各种诱发因素导致，发现病因而后祛除病因，以病因为中心的审因论治是非常必要的。《医学源流论》载：“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

由此可见，窦默的仔细辨证，可以对疾病具有真切的了解，诊断也能更为确实，从而在治疗上达到“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较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