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经八穴，意义深远

窦默“交经八穴”理论对古代医家产生的深远影响，首先表现在其门人王氏父子王开、王国瑞身上，例如他们的《增注针经密语》《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等著作都是在传承窦默针灸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而产生和发展的。《金华府志》曾记载：“王镜泽，名开……游大都窦太师汉卿之门二十余年，悉传其术以归……所著有《重著标幽赋》传于世。子国瑞，孙廷玉，曾孙宗泽，皆克世其业。”《四库全书提要》记载王国瑞所著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载有《注解标幽赋》一篇，由此可见王氏十分重视“交经八穴”理论，并传承窦默针法。

金元以后，《针经指南》被广泛传播，针灸领域影响最广的医家当属窦默。其中，仅《标幽赋》就有多家注解，如明代徐凤的《针灸大全》、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吴昆的《针方六集》，清代李学川的《针灸逢源》等。《处州府志》还记载了“祝定，字伯静，丽水人，以医术鸣……注窦太师《标幽赋》，医学咸宗之”，可见祝定也对窦默针灸理论进行了传承。李梃在《医学入门》中，将窦默的一些针灸内容编为歌诀，广为传播。刘瑾、陈会、楼英、高武等人也对窦默“交经八穴”理论进行阐释、注解和发挥。

此外，《饶州府志》记载的洪魁八、《江西通志》记载的项世贤、《彭泽县志》记载的陶钦臣等医家均善用窦默八法针。八法针最早见于窦桂芳所著的《针灸四书》，后来《针灸大成》中也多次记载了八穴八法。在《针灸大成·刺法启玄歌》中还有“八法神针妙，飞腾法最奇”一说，足以证明此处的八法指的是“交经八穴”。传承窦默学术思想最著名的当属明代医家徐凤。徐氏学习继承了窦默学派，并广泛阅读窦默针法相关著作，择其精要收入其所著的《针灸大全》一书当中。徐氏在其《针灸大全·金针赋序》中记载，“大明洪武庚辰仲春，余学针法，初学于洞玄先生孟仲倪公，明年父殁，过维阳，又学于东隐先生九思彭公，深得二先生发明窦太师针道全书”，可见徐氏得到了窦默的间接传授。徐氏重视按时取穴法，对“子午流注”法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将《洛书》中的九宫八卦理论与窦默交经八穴相结合，发展成为“灵龟八法”“飞腾八法”，为按时取穴的推广和应用做出贡献，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徐氏创制的“灵龟八法”和“飞腾八法”皆属于按时取穴法，成为“交经八穴”在临床上常用的另一种配穴方式。灵龟八法又称“八法神针”“奇经纳卦法”，其中窦默取穴声誉最高，故又称为“窦文真公八法流注”。“灵龟八法”较为复杂，注重“九宫”数取穴，属于奇经纳干支法，将交经八穴纳入干支代数，以日、时干支四个基数相加，之后按照阳日被九除、阴日被六除，剩余的数再找符合九宫八卦的开穴治病，以六十日为一周期，进行按时取穴。“飞腾八法”则较为简单，注重“天干”取穴，属于奇经纳甲法，是以奇经八脉八穴、八卦为基础，不论日、时干支，不用零余方法，只以天干为主开穴治病，以五日为一周期。在临床应用时，两者基本相同，主要分为按时和定时取穴两种。按时取穴是在患者来治疗时，选取所开穴位作主穴，配以客穴，再选取其他腧穴相配的方法。定时取穴则是根据病情选定穴位，在其开时进行治疗，并配以客穴和其他穴位相应的方法。除此之外，徐氏还明确了交经八穴的名称，阐释了交经八穴与奇经八脉的联系及八穴之间相互交通汇合的关系；重视针刺手法，总结编写了《金针赋》，归纳和总结了飞经走气四法、治病八法，这对后世医家针刺手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在著作中收集了大量的针灸歌赋，如《标幽赋》《飞腾八法歌》等，其中还包括徐氏自制歌诀，极大地推动了针灸学术的普及和应用；他逐句注解了窦默的《针经标幽赋》，并进行阐发，不但能与原意相符，更能切合于临床应用。

由此可见，窦默的“交经八穴”学术理论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其对于后世针灸的学术振兴与发展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记载了一篇医案：“辛未，武选王会泉公亚夫人，患危异之疾，半月不饮食，目闭不开久矣。六脉似有似无，此疾非针不苏。同寅诸公，推予即针之，但人神所忌，如之何……不得已，即针内关二穴，目即开，而即能食米饮，徐以乳汁调理而愈。”这则医案体现了杨氏继承了窦默“交经八穴”的妙用，即便是“人神所忌”，也能妙手回春。另一医案记载：“户部王缙庵公乃弟，患心痫疾数载矣。徐堂翁召余视之，须行八法开阖方可，公如其言，而刺照海、列缺、灸心俞等穴，其针待气至，乃行生成之数而愈。”这段论述体现了杨继洲在治疗心痫疾患时应用“八法开阖”，针刺列缺、照海等交经八穴并最终治愈患者，也体现了窦默“交经八穴”理论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