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主升发，忌用转下

阳主升发意为阳主上升及阳主外发。阳主上升，即阳气以向上升发为常，其中包括肝升肺降、阳升阴降等机体的生理活动，阳主上升又使五脏六腑得以维持其正常的位置以发挥其生理功能。阳主外发是指阳气喜外散以充养皮肤腠理。阳主升发《黄帝内经》早有论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因天人相应，所以人体内的清阳之气轻升而在上，浊阴之气重降而在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载：“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六微旨大论》有：“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这些理论都揭示阴阳的本质，即阳主升发而在上，阴主沉降而在下。可见，与自然界相似，人体之清阳上升才是常理，故临床治疗疾病时应重视气血阴阳之升降，灵活运用“升清阳，降浊阴”的方法。妄用转下之剂不仅耗伤阳气，且可使脏腑气机紊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发展。转下之品与阳主外发的生理特性相悖，故不审病之虚实，不察气机之升发肃降而擅用攻下之法为损阳耗正之误。

窦材认为苦寒攻下之品如巴豆、芒硝、大黄可伤及脏腑元气，非体质壮实且体内有燥屎、癥瘕、积聚者不可轻易使用，如《扁鹊心书》所云：“非若寒苦之药，动人脏腑，泄人元气也。夫巴豆、硝黄之类能直穿脏腑，非大积大聚，元气壮实者，不敢轻用。”文中又载“然今之庸医不问虚实，动辄便行转下，以泄六腑各气，转生他证。重则脾胃渐衰，不进饮食，肌肉消瘦而死”。当时的医者用药不辨虚实寒热，须臾便行转下之剂，通泄六腑元气，损伤脾胃之气，严重者伤及脾阳，致使患者脾胃大伤，不欲饮食，致脾胃虚衰无以运化水谷精微，脏腑经络失养，肌肉消瘦而死，由此可见，攻下之品对机体的损害犹如救焚益薪。窦材认为《黄帝内经》中无转下之言，且无纯阳积热之说，唯有沉寒痼冷之论，况阳盛之证亦须查其大便有无燥屎内结，一服转下药即可向愈，但阴证伤人则病情缠绵，不易向愈。同时，窦材针对当时于秋季服通下药以泻夏月积热的做法极为反对，强调当效法《黄帝内经》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不可妄以身有热症而尽服转下之药，败伤脾胃，三焦不暖。故窦材认为，医者当于诊病疗疾时首辨寒热虚实，不可妄用攻下之法。

窦材于《扁鹊心书》载“况乎三焦暖热之能腐熟水谷，若一刻无火则肌肤冰冷，阳气尽而死矣”，可见窦材认为人身一刻也不可离开阳气，阳气衰败则会给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寒凉疾患，阳热之气耗尽可致人身无火冰败而亡。窦材认为“今人于并无以上热证，而亦概用寒凉转下，必欲尽去其热，吾不知将以何为生气，夫人身无热则阳气尽矣”，即尽管人无热症今之庸医一概用寒凉攻伐之品以尽去其热，不知乃是阳气维系一身之热，违背窦材时刻注意保护人体之阳气的理念。正如窦材在《扁鹊心书·奏玉帝青辞》所载：“仲景立许多承气汤，使后人错用，致寒凉杀人于顷刻也。三承气汤恶能害人？后学不明阴阳承制之道，而妄用承气者害之耳，于仲景何尤！臣因母病，用仲景之法不效，遂成不救，痛心疾首，精究《内经》，又得皇天默授，经历十年方得灵验。凡一切大病小疾，只以此法，触类引伸，效如影响。”此言明窦材认为张仲景所设立的三承气汤本为泻实良方，然后世医者不辨阴阳气化之道，妄用三承气汤攻伐阳气，贻害无穷。窦材本人初始亦宗仲景之法治母疾患，但最终未能挽救其母，故转而潜心精研《黄帝内经》，后又逢奇遇得异人传授医术，并历经十余年临证后方悟阳气为人身之根本，此后临床多以顾护阳气为要，从而使大小疾患均得以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