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居住：“相忘于江湖”
环境问题首先是居住问题，选择一个怎样的环境生活，对任何生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庄子》多处谈到鱼选择居住环境的事：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56)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 (57)
哪里是鱼的最佳居住地？无疑是江湖。儒家倡导仁爱，简直将它看成如天地一般地神圣。庄子不以为然。涸辙中的两条鱼，奄奄一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仁爱吗？仁爱。但值得歌颂吗？要看歌颂的实质是什么，如果歌颂的目的是倡导这种“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行为，那就要考虑，这种仁爱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其实，与其歌颂这种仁爱行为，还不如不要这种仁爱，而是将它们丢进水里去。在水中，不仅这种“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仁爱没有了，而且彼此之间陌生极了，好像从不认识似的，它们“相忘”了。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式的仁爱好，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不仁爱好？答案是明显的。《庄子》讲这样的故事，为的是批判儒家的仁爱学说，倡导他的“相忘”学说，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庄子》的环境美学思想。《庄子》认为，最美的居住环境是最切合人性的环境。鱼在水中丢失的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爱，而得到的是最可贵的自由。从生命保全的层面来说，这自由是生命最好的保全，从生命境界来说，这自由是生命的极致。
鱼如此，鸟也如此：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逍遥游》） (58)
鸟莫知于鷾鸸，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山木》） (59)
鹪鹩以深林为其最佳的居住环境，鷾鸸选择少人或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筑巢，是因为它们“畏人”，所有这些全是从其“性”出发。性是根本。
《则阳》云：
冬则戳鳖于江，夏则休乎山樊。有过而问者，曰：“此予宅也。”
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60)
这里，它用了一个命题，说明人与环境的最佳关系：“乐物之通而保己”。所谓“乐物之通”，是指物与人的双向肯定，双向肯定的效应必然是“乐”。这种双向肯定式的“通”物，既是“保己”又是得道。《则阳》说，“此予宅也”——这就是我的家啊！多么深刻！
人也是据性而居的，只是人的性不同于其他物之性，因此，人对于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其特殊的要求，《庄子》很少谈这些具体的要求，但也谈过，如《外物》中有句：
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 (61)
此句说大林丘山对于人的居住与生存是有利的。为何有利？它只说“神者不胜”，意思是心神舒畅。其实，大林丘山对于人的居住之有利远不只是“神者不胜”，这些《庄子》不再说明，因为它是自明的。
《庄子》为人之居提出一个基本原则：“与天为徒”。《大宗师》云：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是之谓真人。 (62)
所谓“徒”，在这里有相同或相似的意思，还有向天学习、求取天助的意思。在庄子看来，这天与人的关系，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它就是与人一体的。如果你认识到天与人是合一的，就会自觉地认定“与天为徒”，如果你不认定天与人是合一的，你就会选择“与人为徒”。不过，真人不把天与人对立起来的，他求取人与天的一致。
要实现“与天为徒”有一个前提：既知天，又知人。《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63) 就选择环境来说，要知道环境是什么样的，知道人需要什么，然后看环境满足人的需要的情况如何，由此决定此环境是否可以定居。知均是已然的，而居是面向未来的，因此，必须以“已知”去猜测未来，用庄子的话，就是“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 (64) 。当然，猜度会有不当，如庄子所说：“虽然，有患，夫知有所恃而后当，其所恃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65) 总之，既要努力去知天，又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合天。
因为环境的变化，人必然会迁徙，寻找合适的生活居所。《庄子》中写了诸多游的故事，有鹏之游、鲲之游、知之游、河伯之游、云将之游、鸿蒙之游等。虽然这些游都是庄子用来说明人应如何体道的，但游本身就表示在迁徙，而迁徙总是意味着居住场所的变更。《庄子》用这么多的游来谈悟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远古时代人的居所频繁迁移的状况。
不管是定下来居住，还是选择迁徙，都是结合了天与人两个方面的情况，实现了“与天为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