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仁为美”

二、 “里仁为美”

安居是居住的前提条件。达到这一点之后,人们对居住还有更高的要求——利居、和居和乐居。利居侧重于生活的便利,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和居强调人际的和谐,注重居住环境的社会关系的融洽;乐居在意生活的品位,是一种综合性需求的满足。《论语》中,对于居住,谈到过利居,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83) ,各类工匠居住在市场附近,相互观摩比较,事业容易成功,但谈得不多。孔子比较侧重的,还是和居和乐居。

对于和居,孔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里仁为美”。《论语》中是这样记载的: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84) 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里是居住的意思。 (85) 而对于这里的“仁”,则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仁就是仁德,仁道。这样一来,这句话就是讲个人的修身立德,意思是人居于仁道,这是最美的,若择身所处时不择于仁,那怎么能算作有智慧呢?第二种认为,仁是指仁地、仁民,也就是民风淳厚、道德良善的地方。这一点与荀子的观点很类似:“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86) 如此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居住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是最美好的,一个人选择住处,而错过了民风淳厚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

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里仁为美”的环境美学意味并不强;而如果按照第二种理解,“里仁为美”的“和居”意味就十分浓厚。一个社会环境的美,不是取决于物质资源的充盈,也不是取决于环境的装饰,而在于民风淳厚,人际和谐。具体而言,其一,民众的性情淳良、质朴、仁厚。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没有压力,轻松自在,能够得到一种心境的平和。其二,整体氛围安定融洽,人与人之间友爱谦让,没有钩心斗角,没有投机钻营,没有名利纠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们思想单纯,处事简单,虽然生活平淡无奇,但贵在从容自然。孔子把“里仁”视为“美”,一方面是对“春秋无义战”“争于气力”“上下交征利”的残酷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是对安定和谐的简单生活的无限向往,希望如今复杂纷乱的人性复归到淳朴良善的状态。

选择“里仁”,是有“知”的表现。而实现“里仁”,则更需要“知”。“仁”是仁地、仁民,但归根结底,仁民还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不是一个抽象的、虚幻的东西。因此,要实现“里仁”,需要两方面的配合:一是个人的修为,二是个人的联合体——社会的配合。个人的修为主要是仁德,而社会的配合主要是礼仪。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其中最核心的是仁。孔子十分推崇仁德。他说:“当仁,不让于师。” (87) 对于仁德,要积极争取。有挺立仁德的机会,就是老师,也不要同他谦让。孔子所说的“仁”,在环境美学的视角下,有这样的内涵:

其一,仁者爱人。一个有仁德之心的人,要懂得关爱别人。“爱人”在《论语》中出现三次,一次是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88) ,一次是“君子学道则爱人” (89) ,还有一次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90) 。樊迟是孔子弟子中资质并不高的弟子,孔子曾明确说过:“小人哉,樊须也!” (91) 孔子对樊迟问仁的回答也是因材施教,因此,爱人是仁德比较基本的要求。而比较三次“爱人”出现的上下文,其内容都侧重于爱惜民力,不滥用,尽可能不侵扰民众的生活。这要求主政者少私寡欲,节约用度。

当然,爱护民众,在儒家看来,是一个“推恩”和“推己及人”的过程。所谓“推恩”,就是爱人,首先是爱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然后再将这种爱以亲疏远近为序推及其他人。《中庸》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92) 孔子明确指出,做有仁德的人,就是要去做个好人,以亲爱自己的亲人为最重要。他还认为能够把家庭环境处理得和睦融洽,无异于参与政治。他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93) 因此,爱自己的家人是爱人的起点。

仁首先意味着对家人真诚的爱,这说明仁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律令,而是一种出于内心的自然情感。在《论语》中,孔子去指点学生,也很少让学生从理性的角度去体会仁,而是从切己的情感角度。比如,宰我对三年之丧有疑问时,孔子的回答是:“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94) 孔子不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去谈三年之丧的重要意义等,而是让宰我去反省不守三年之丧,而像寻常一样吃饭穿衣,自己的内心会不会得到安宁。而当宰我明确表示安宁时,孔子认为,宰我是“不仁”,诘问道:“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95) 意思十分清楚,父母对我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天然的爱,而我们至少有三年是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之中度过,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对父母也有一种真诚天然的爱。君子去守三年之丧,去孝顺父母,不是出于外在的、功利的目的,而是因为内心充盈的爱,需要用丧礼、孝道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孔子所推崇的礼仪制度和道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真诚之爱的对象化。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才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96)

仁发端于家庭,但不限于家庭。孔子强调“忠恕之道”,《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 (97) ,也就是说,忠恕跟仁德是非常接近的。孔子还明确指出,“忠”是仁德的表现。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98) 这里的“博施于民”就意味着不再停留在家庭范围之内,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忠”。在这句话里,孔子认为,仁者要具备忠的特质。而“能近取譬”,也就是从自己的情况设想如何与他人相处,即推己及人,是“仁之方”,是行仁的方法,或者说找到行仁的方向。如此,仁既有个体情感的意味,也有社会本体的意味,并且还通过外在的形式——礼仪转化出来。这样的仁就具有了类似审美情感的性质,并使社会环境美成为可能。

其二,仁者克己。爱人是对他者,克己是对自身。克己,是孔子对颜渊问仁的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99) 那么克己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有两种解释。

第一,把“克”理解为能够。比如“克勤克俭”“克明俊德”,这里的“克”都是作“能够”理解。这样的话,“克己”也就是能够自己,或者说是自觉自愿,是从本真的自我主动地行仁。这种解释可以与后文“为仁由己”相互照应。傅佩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认为一个人若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这就是人生征途……一个人应该自觉而自愿,自主而主动地去实践礼的要求;若是人人如此,则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便能化解于无形” (100) 。按照这种说法,通过“克己”,人人觉悟向善之心,民风淳厚不难实现,也符合“里仁为美”的宗旨。

第二,把“克”理解为约束、抑制。这是较为常见的解释。“克己复礼”就是约束、抑制自己的欲求,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简而言之,就是用外在的礼仪来抑制自我过多的欲望。这一点在后文中也能找到相互照应的文字。当颜渊说“请问其目”,也就是希望孔子指点一些具体的做法时,孔子的回答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01) 。很明显是让颜渊将举手投足限制在礼仪的框架之内。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礼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一种他律,但礼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钱穆先生对这一段有很精彩的发挥:“盖礼有其内心焉,礼之内心即仁……克己正所以成己,复礼亦正所以复己。于约束抑制中得见己心之自由广大,于恭敬辞让中得见己心之恻怛高明,循此以往,将见己心充塞于天地,流行于万类。天下之大,凡所接触,全与己心痛痒相关,血脉相通,而‘天下归仁’之境界,即于此而达。” (102) 一个人的仁心不是随意流淌的,只有礼仪的约束才能让仁心有恰当的表现,从而才能让一个抽象的仁心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反复磨炼,使人达到充分认知自我和扩展仁心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亦即实现仁的情感在天地万物之间的交感,类似于“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审美体验。

在居住问题上,孔子也多次谈到了“克己”,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

第一,他反对过于安逸。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103) 这里的“安”,不是安全的意思,而是指安逸、安适。孔子的意思是居住不要贪图安逸,不要让自己太舒服。表面上舒适让人感觉到安心和温暖,但时间一长,则容易消磨斗志,使人迷失方向。孔子还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104) 怀居,就是留恋居住在安逸的环境之中。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就没有资格做个士人。士人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绝不是停留在安逸的环境里自得其乐。

第二,他主张适可而止,知足常乐。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105)

这一则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孔子对于居住的态度。孔子称赞卫国的公子荆,称他“善居室”,懂得居住、居家。因为卫公子荆很知足,不奢求,刚有一点,他就认为差不多了。再加了一点,他就觉得很完备了。等到更多时,他就认为很美了。卫公子荆是卫献公的儿子,以他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完全能够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但他十分克制,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钱穆先生说:“不以欲速尽美累其心,亦不以富贵肆志,故孔子称之。” (106) 反观今日,有些人装修房间时,极尽豪奢之能,追求一种极度的富丽堂皇,恨不得向天下人彰显自己的富贵。这实际上只会让人觉得头晕目眩,狂躁不安,根本不适合长期居住,更谈不上修养身心。

孔子也直言批评过一个过度装修房间的人。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107) “蔡”是一种大龟的名字,臧文仲为大龟修了一间房子。这个房子有雕刻得像山一样的斗拱,有画着藻草的梁上短柱,这种装饰程度,快赶上天子奉祖宗的庙了。孔子诘问道,这样的做法,算得上明智吗?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如此铺张。

虽然臧文仲是鲁国大夫,有经济实力去为一只乌龟购置和装修房间。但是,有没有能力去做,和该不该去做,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身为鲁国的大夫,他理应去体恤鲁国的百姓,如今却为一只乌龟布置豪华的房间。虽然这是臧文仲个人的自由,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尤其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朝不保夕的民众来说,这种豪奢的行为,是在更深处撕开鲁国已有的创伤,只会让民众寒心。孔子特别在意上位者的举动,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108) 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109) 这些诸侯、大夫的举动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会带来诸多社会影响。民风要淳朴,不仅是民众自身的问题,更重要是上位者要约束自己的欲求。如果上位者不遵守礼制,恣意妄为,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无疑是在怂恿民众不要遵守规则,向民众传播作恶,甚至鼓励民众作恶。无独有偶,孔子对季康子的批评,同样反映了这一点。季康子因为盗贼太多而烦恼,向孔子求教。孔子并没有给出捉拿盗贼的办法,而是反过来批评季康子:“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110) 如果你季康子没有太多的欲求,不贪求财货,那么就算是奖励老百姓,他们也不会去偷窃啊。这仍然是要求上位者懂得“克己”,懂得用礼仪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