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然与造福人类
人们常用“人定胜天”来概括荀子的思想，但《荀子》全书并未出现“人定胜天”一词。这一词最早的出处是宋代刘过的诗《龙洲集·襄阳歌》，他写道：“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但这里的“定”，并不是“一定”的意思，而是指人心安定。在《史记·伍子胥列传》里，有一句话接近“人定胜天”：“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数众多就可以胜天，但天也能毁灭人。与今天“人定胜天”的含义最接近的是《东周列国志》中西周尹吉甫所说的：“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但不同的是：其一，天定胜人在前，人定胜天在后；其二，天与人交相胜。人与天平分秋色，各有擅长。这一点比较接近荀子的观念。
今天常说的“人定胜天”，主要是指人为的力量，能够克服自然阻碍，改造环境；也指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苍天。前者是荀子所认同的，后者则不符合荀子的思想。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天、地、人三者各有其职分，各有其擅长，相互之间既不可取代，也无法比较，所以“战胜苍天”“征服自然”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不过荀子认为，面对具有巨大创造力的自然界，自惭形秽，转而敬畏天地，乃至崇拜鬼神，也是比较荒谬又无实效的做法。
正在这样的语境下，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68)
在荀子看来，惊叹于天的伟大，而思慕不已，又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还不如把天看作物质资源积蓄起来，善加利用。顺从于天，而对其称颂不已，同样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善加利用。盼望着时令，等待着天的赐予，哪里比得上化被动为主动，因时制宜，使天为我所用呢？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华，让万物根据人的需要而变化呢？思慕万物，却把万物视为与人无关的外物，又有何益？不如主动地管理它们，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把精力都放在这种穷尽一生也无从知晓的问题上，还不如去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人的努力才是根本，放弃了努力，而把希望放在根本不会理会人间事务的天上，无异于缘木求鱼，违背万物的实情。
在这段话里，荀子实际上在对待“天”的问题上，批评了以道家为代表的随顺无为、消极被动的态度。荀子承认天伟大，也赞成要顺从天，更注意到了配合天时；也看到了万物的生成，并惊异于自然的造化之功，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他在看到天地万物的伟大创化的同时，也看到了人亦有伟大之处，即认识和利用天地万物。正是满怀着这种对人类能力的强烈自信，荀子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 (69) 这里的“诎”同“屈”，即退让屈从；“信”同“伸”，即积极进取。荀子认为老子一味退守，不知进取。对于庄子，他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70) ，认为庄子只知道自然的作用，而不知道人的力量；“由天谓之道，尽因矣”，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天，就一味地强调因循依顺了。在荀子看来，道家的这种观念，是一种“曲知”，是对天地、自然和道的片面认知。
荀子认为真正的“知天”应该是“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71) 。天君即心，天官即感官，这是指把人身心的方面调适妥当；天养是“财非其类，以养其类”，一方面人认识到万物不是同类，而对其管理安排，另一方面用万物来供养人，这是指利用自然万物来养活人；天政是“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顺应自己同类的需要叫作福，违背自己同类的需要叫作祸，这是指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天情，是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这里是指满足人的情感需要。身心、万物、社会和情感四个方面都照顾周全，就是完成了天的功绩。如此，就知道哪些是人应该做的，哪些是人不应该做的，天地就能被掌握，万物就可被役使，行动就会有条理，保养就会得安适，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样就叫作“知天”。
从荀子的这段话来看，“知天”的主要特点是：一、以人的需要得到妥善满足为目的。尽管叫作知天，但“天”本身不是目的。把天地万物作为人类生存的材料，遵照规律对其加以安置和改造，从而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才是目的。二、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知天”的途径。尽管叫作知天，但“知”即主观认知本身不是手段，荀子强调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物质资料来生产实践，以及协调社会关系来“知天”，这截然不同于道家“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心斋”“坐忘”等诉诸主观神秘体验的方式，也不同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72) 这种诉诸道德理性的方式。三、以实际功用为衡量标准。荀子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 (73) 对于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荀子并不热衷于玄妙的知识论或形上学问题，甚至对于自然万物的生成这种自然科学的问题，他也没有兴趣。相对于孔孟，荀子一扫儒家“迂阔而远于事情”的弊端，以直接的现实成效为“知天”的标准。因此，他要知的其实并不是“天”，而是“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即在明确了客观的天同人的主观情感与意志没有任何关系之后，知道哪些是人可以依凭天去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这种过于功利的态度，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全其天功”，因此蔡仁厚先生评价荀子“由于不求知经验层的所以然，所以未曾开出科学知识（此非才智问题，而是态度问题）；由于不求知超越层的所以然，乃显出荀子本源不透” (74) 。
明白了这样的知天，我们就能知道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意义。首先，他的“天命”不同于孔孟。孔孟的“天命”偏于主观，尽管称为“天命”，但具体落实在人身上，是一种人对天意的主观领悟与实践天意的责任。荀子的“天命”偏于客观，尽管称为“天命”，但具体落实在自然万物身上，是一种自然万物生成与变化的规律。荀子并不关心天的意图以及天赋予人的命运或责任，因为揣摩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并不能产生实际的效用。
其次，荀子用了一个“制”字，而不是“知”。“制”和“知”不同，“制”更偏向主观地创造，积极地去尝试；“知”更偏向客观地了解，已经预设对象实有，并被动地接受。换言之，对于“天命”、万物的规律，荀子已经发现其隐藏在世间万象的背后，并非直接向人显现。因此，“天命”不是已经摆在人们面前明显的事实，而是需要人积极主动地去除一层层的遮蔽，以一种“掘井及泉”的方式深入到万物内部，来推断和验证的万物的规律。这体现出荀子具有一种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今天，人类面对与自然界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处理人与环境之间已经混乱的状况，需要荀子这种大胆尝试的精神。
最后，对于天命，荀子重在“用”上。所谓用，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善辨、善治、能群等优势，改善民众的生活，增加百姓的福祉，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也是与常言的“人定胜天”最不同的地方。荀子并不认为人能够战胜、征服天。“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75) 天、地、人是三者并立，各有所长。人用来与天地并立的就是“治”，人能够认识天地，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天地，以此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如果放弃人的这种特殊能力，而去思慕渴求天地的能力，这是糊涂不堪。
在“用”这一点上，荀子与同样重功利、重实用的墨子大不相同。墨子强调节用，总是担心日用的不足。但这种主观上的担忧于事无补，只是徒增烦恼而已；而客观上的节用，只不过是想方设法地降低生活质量，让民众缩手缩脚地过日子，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只是把已经存在的问题向后推延罢了，结果只是“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 (76) 。
荀子主张“君子敬其在己者” (77) ，多从自身能做的事情上入手，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荀子认为，墨子是“私忧过计”，实际上通过“制天命”、探究万物的规律、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调整好社会关系，完全可以解决日用不足的问题。荀子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 (78) 土地生五谷，只要人们善加利用，一亩就可以收获几盆，一年可以收获两次。不管是水果，还是蔬菜；不论是六畜禽兽，还是鱼鳖飞鸟，甚至昆虫万物，只要善加治理，物质资源就会多得不可胜数。要解决根本问题，不能靠消极地节用，还是应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积极认识和改造自然。如此一来，“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79) 。
当然，产生了丰富的物质资源，还得注意如何去用。在这一点上，荀子重申要用礼义法度规范人的行为。对于节用，荀子也不反对，只是反对把节用当作解决物质资源不足的主要手段。在做到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下，节用是非常有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务本节用财无极” (80) 。荀子批评那些目光短浅、穷奢极欲的人，说：“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太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燥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 (81) 只顾眼前，不看以后，铺张浪费，最后就会拿着讨饭的袋子饿死在山沟之中。荀子主张“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 (82) 节省费用、抑制欲望、收聚财物、贮藏粮食、长远打算、考虑后续，这样的观念，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几乎是不谋而合了。荀子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83) 一个国家要富足，就要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并善于贮藏多余的财物。节省费用依靠礼制，使民众富裕依靠政策。节用不是任意的，礼义法度是保障；富裕也不等于随意分配，政府干预可护航。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美丽中国、提倡绿色生活，同样有借鉴意义。
(1)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版，第214页。
(2)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9页。
(3) 《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27页。
(4) 《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72页。
(5) 《论语·宪问》，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156页。
(6) 《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89页。
(7) 《孟子·尽心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301页。
(8) 《孟子·尽心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305页。
(9) 《孟子·告子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271页。
(10) 《孟子·离娄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173页。
(11) 《荀子·赋》，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21页。
(12) 《荀子·修身》，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2页。
(13) 《荀子·赋》，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26页。
(14) 《荀子·不苟》，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1—32页。
(15)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6页。
(16)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6页。
(17) 《荀子·礼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03页。
(18) 《荀子·礼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13页。
(19) 《荀子·富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47页。
(20) 《荀子·君道》，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93页。
(21)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6页。
(22)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5—266页。
(23)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9页。
(24)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71页。
(25)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73页。
(26)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73页。
(27) 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28) 转引自廖名春《〈荀子〉新探》，第133页。
(29)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9页。
(30)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5页。
(31)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5页。
(32) 《论语·颜渊》，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125页。
(33) 《庄子·人间世》，方勇译注：《庄子》，第61页。
(34) 《荀子·荣辱》，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1页。
(35) 《荀子·礼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13页。
(36)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6页。
(37)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7页。
(38) 《荀子·强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3页。
(39) 《荀子·强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3页。
(40) 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41) 《荀子·大略》，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51页。
(42) 《荀子·正名》，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69页。
(43) 《荀子·强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54页。
(44) 《荀子·子道》，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83页。
(45) 《荀子·子道》，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83页。
(46)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9页。
(47) 《荀子·解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52页。
(48) 《荀子·非相》，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59页。
(49)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7页。
(50)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51)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第38页。
(52) 参看［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第37页。
(53)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第38页。
(54)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第38页。
(55)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7页。
(56) 《荀子·富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38页。
(57) 《荀子·性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75页。
(58) 《荀子·礼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00页。
(59)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7页。
(60)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7页。
(61)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第81页。
(62) 《荀子·王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8页。
(63)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第324—325页。
(64) ［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65)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66) 《荀子·性恶》，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76页。
(67) 《荀子·礼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00页。
(68)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74页。
(69)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75页。
(70) 《荀子·解弊》，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341页。
(71)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7页。
(72) 《孟子·尽心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301页。
(73)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71页。
(74)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266页。
(75)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66页。
(76) 《荀子·富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50页。
(77) 《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270页。
(78) 《荀子·富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47页。
(79) 《荀子·富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50页。
(80) 《荀子·成相》，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15页。
(81) 《荀子·荣辱》，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9页。
(82) 《荀子·荣辱》，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9页。
(83) 《荀子·富国》，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