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先秦儒家典籍有“三礼”之说，三礼为《仪礼》《周礼》《礼记》。《仪礼》记载的是周朝的冠、婚、丧、祭、钦、射、燕、聘、觐等礼的仪式；《周礼》记载的是周王朝的行政系统；《礼记》则是对周朝礼制的评论，严格说来，它不是一部专著，只是一部论文汇编。然而，由于它的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对于《仪礼》《周礼》的某些内容的重要补充，它的地位竟在《仪礼》《周礼》之上，在儒家的著作体系中，仅次于《论语》。

《礼记》所收的文章大多产生于战国，也有部分产生于西汉，具体时间已经难以考定，不管它产生于哪个朝代，它所写的事、所论的理均出于周朝。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将它归入先秦思想体系。

《礼记》成书于西汉，此后，不断有人再编，到东汉，多数选本被淘汰，只留下两个选本，一个选文85篇，一个选文49篇。前者为《大戴礼记》，后者为《小戴礼记》。小戴为戴圣，《礼记》的最初编选者；大戴为戴德，《礼记》的另一位编定者。称大称小，是因为他们的编本收文多少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最后定型的两个选本虽名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但其实与他们最初编定的本子都不相同。

东汉经学家郑玄为收有49篇文章的《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释，对此书跃升为儒家重要经典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后为人抽出，与《论语》《孟子》一起，组成“四书”。

《礼记》中有一些论述涉及环境问题，环境与资源是统一的，从中可以提炼某些环境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对于认识周人对环境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