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注重安居
尽管孔子欣赏自然界，留恋山水，但他并不认为人应该居住在自然山水之中。远离尘嚣，在林泉丘壑之中过一种隐士的生活，并不是孔子的追求。当然，在世道败坏、心情烦乱的时候，孔子也明确地表示想要逃避世俗生活。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62) 心中的道，行不通了。想要乘着木筏，逍遥四海。能够跟随我的，就只有子路吧。不过，孔子也就是借此抒怀，并没有真正离开。也有人看到孔子周游列国，却不被所用，劝他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63) 普天之下都是如此，谁能改变？与其跟随逃避坏人的人，不如跟随逃避社会的人啊。孔子也不是不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这个社会，但他的回答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64) 鸟兽跟我毕竟不是同类，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生活，如果不跟人群相处，我又跟谁相处呢？孔子的态度很清楚，不能因为社会昏乱不堪就逃避社会、隐居山野，居首先是在社会之中、人群之中居。
但在社会之中居，并不是盲目的。安居是居的首要条件。何为安居的条件？第一，政治稳定。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65) 这里的“危”“乱”都是指一国的政治状况不稳定，甚至处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包咸说：“乱谓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将乱之兆。” (66) 孔子不主张贸然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应事先该做好调查工作。那种盲目地以身犯险的行为，是儒家坚决反对的。孟子曾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67) 盲目地牺牲，是在损害勇敢。孟子还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68) 都是强调贸然危害自身的人身安全的行为是一种不明智的表现。而孔子在周游列国，居住他乡时，一旦感觉到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认可，政治上又有乱象之征兆，可能会危及自身安全，就立刻撤出，另寻明主。这就是懂得安居之道。
第二，道义优先。有些地方开出优厚的待遇，在此可以施展才华，听起来很诱人，但也不一定能在此安居。孔子在鲁国郁郁不得志，有一次，佛肸召请孔子，孔子便想要前往。子路就忍不住了，站出来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69) 子路的言辞很激烈，他说，老师你不是说过，那种亲身做了不善之事的人，君子是不入其国的吗？如今佛肸占据中牟叛乱，老师要去他那里，这说得通吗？在子路的质问之下，孔子也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只好说自己异于常人，经得起考验，不会背弃原则。然后，他又对自己的不受重用慨叹不已，也没有去追随佛肸。这其中的考量，一方面是机遇，另一方面是道义，很明显，在孔子心中，道义是天平上更重的砝码。
第三，礼仪规范。想要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这个地方不仅要有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又名正言顺，而且还不能违背礼仪规范。安居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季氏在他家庙的庭中使用了周天子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行列。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70) 孔子之所以如此大动肝火，怒斥权贵，就是因为季氏僭越了礼制，以大夫的身份而行天子的礼仪，破坏了既定的礼仪规范。
类似的还有孔子对管仲的批评。尽管孔子对管仲多有肯定，认为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71) ，但在管仲的居住问题上，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有人问：“管仲俭乎？”孔子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有人又问：“然则管仲知礼乎？”孔子则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72)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批评管仲器量狭小的真正原因。其一，不节俭。杨伯峻先生认为，“三归之为市租” (73) ，也就是对民众的征税过重。钱穆先生认为“三归谓其有三处府第可归，连下文官事不摄，最为可从” (74) ，也就是居住的地方有三处，过多了。“官事不摄”指手下人员一人一职，从不兼差，浪费人力资源，人浮于事。其二，僭越礼制。国君的大门外有屏，管仲家的大门外也有屏。国君宴会，堂上有摆放酒杯的案几，管仲宴客也有那样的案几。管仲身为大夫，僭越国君之礼，当然是明知故犯了。有趣的是，广置房产、奢华豪阔、追求高标准的享受，这种被很多现代人视为“高大上”的“土豪”行为，孔子却谓之“器小”，可见“器小”之小不是财力之小、房产之小、职位之小、名气之小，而在于境界之小。
孔子十分看重礼仪规范，他说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大展宏图，首先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75) 如果不讲究礼仪规范，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随便僭越礼制却无法得到匡正，那么这种缺少或难以实施惩戒机制的礼仪规范，实际上就是鼓励作恶。如此一来，百姓也难以知道是非善恶，只能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到了这个地步，必定是政局动荡、社会昏乱，想要安居乐业，恐怕是缘木求鱼了。
第四，共同富裕，社会团结。在一个国家里安居，追求物质财富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财富可以改善居住环境，提高舒适度，等等。但是孔子不主张过分地追求财富，或者说把经济看得过于重要。有一次，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就谈到了治国的三个步骤：“庶之”“富之”“教之”。 (76) 其中让百姓富裕只是一个中间阶段，孔子更看重的是让百姓接受教育，从而能够自我提升和提高觉悟，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
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 (77) 如果做事情都从利益出发，一切以金钱来衡量，那么就会招致怨恨。为什么会怨恨？一个社会如果利字当先，那么必定会出现损人利己之事，也必定会令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让人群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因此，孔子还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78) 这段话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杨伯峻先生认为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79) 。因为“贫”和“均”是从财富着眼，“寡”和“安”是从人民着眼，这样才能与后面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对应起来。 (80) 杨先生说得很对。“贫”是相对的，大家都处于水平差不多的财富状况之中，就无所谓贫穷。“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81) 差距过大，才显得有的人贫，有的人富，才会让社会变得浮躁不安，充满戾气。其实所谓的浮躁和戾气，从根本上看就是由财富的鸿沟导致的一种心理上的落差，而对于填平这种落差的无能为力，又转变为情绪上的发泄。因此，追求财富不能陷入两极分化，消除贫穷、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地走上康庄大道。《周易》中反复出现的“富以其邻”跟孔子的主张是同一个道理。
至于国家的人口，孔子认为这也是一个安居的条件。但是人口多少不是关键问题，社会和谐团结才是真正重要的。其一，社会和谐了，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人口少一点，也不会有特别异样的感觉。因为这种幸福感已经超过了人口稀少的不安感。其二，人口是流动的。社会和谐安定，自然就会有外来人口主动归附，这样就可以解决人口稀少的问题。但如果社会动乱，原本稀少的人口会更加缺乏安全感，还会向外流出。因此，社会和谐更具有本质性的意味。
此外，孔子还谈到了外来人口的问题，对于今天我们的城市问题很有启示。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其一，城市建设要注重“修文德”，也就是要修“文治之德”，注重仁义礼乐之政。这种观点有别于当时各国诸侯对于攻战的热衷。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城市建设不能只是建设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更要建设人文关怀的高楼大厦。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只有冷冰冰的建筑，这样的城市实际上是不宜居的。
其二，对于外来人口，要“安之”，也就是“施以养教之术，使之各遂其生也” (82) 。要解决住房的问题，更要处理好外来人口之后的长期谋生和心灵安顿的问题。外来人口在城市里穿梭，找不到正当的谋生渠道，肯定会成为城市的安全隐患；有了一份糊口的工作，但精神上没有寄托，心灵上没有抚慰，那么不管在城市工作多长时间，始终都会觉得自己是外来人口，没有归属感，没有家园感。对于外来人口来说，这样的城市是不宜居的；而对于本地人来说，一个城市始终有一群无法融入的外来人口，同样会感觉到隔膜，甚至会猜忌，乃至恐惧，原本安居的环境也会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