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天地”
天地是太一转化万物的初始，万物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天地对于万物，既具有规定性：天地的变化，导致万物的变化；又具有关联性：天地的根源，亦是万物的根源。因此，法天地是生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必须遵循的法则，也是《吕氏春秋》的核心思想之一。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看，《吕氏春秋》的法天地的内涵主要有三点：
第一，以天地自然为准绳，安排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活动。
《十二纪》是《吕氏春秋》的主体。其编撰体例是每纪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以季节命名，如《孟春》《仲春》《季春》，后四篇文章则论说养生、治国、道德等问题。每纪的第一篇提纲挈领，从其内容来看，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指导，说明该月的天文、历法、物候等自然现象，同时要求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应该遵守一些规定，并顺应天地之变化，发布礼乐征伐、祭祀农事等政令。
以《孟春》为例，此篇首先是对天文、历法、神位、动物、音律、数字、味道、气味、气候等作说明。“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 (47) 其次是对天子的居所方位、车马旗帜、服饰器物作出规定。“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48) 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孟春在五行之中属于木，而木在五色之中为青色。再次是对天子要发布的政令作出规定。如“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49)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50) ，这属于与春季相关的祭祀活动。如“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51) ，这属于新年伊始，要调整修订天文历法。如“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 (52) ，这属于农事活动。“是月也，不可以称兵” (53) ，这是对军事活动的安排，因为春季是万物生发，一片生机盎然之时，所以要与自然保持一致，不可行杀戮之事。反之，当进入秋季时，草木凋零，一片肃杀之意，这时候，《吕氏春秋》就认为可以兴兵选将，征讨不义：“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 (54) 最后，则是发出不要悖逆天地之道、礼义纲纪的警告。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55) 。有趣的是，每一纪的首篇体例虽略有出入，但警告之词每一篇皆有，可见《吕氏春秋》的编者谆谆告诫，不厌其烦，对恪守天地准则何其重视。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十二纪》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描述，很多不具备科学性，且主要采用接近联想、类比、推理等的诗性思维，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但古人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之下，能够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并把自身视为天地自然大环境中的一部分，努力寻求自身与大环境的一致，而不是将大环境视为对抗性的或资源性的客体，迫使大环境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第二，以人的道德眼光看待天地自然，并将天地自然的德性理想化，进而要求人以天地自然之德为人之德。
天地自然本身没有伦理道德的色彩。春夏秋冬的轮转，并不是为了人的存在而运行，但在客观上会对人的生存环境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其中有利于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现象，《吕氏春秋》将之看作天地之利，有害于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现象，则视为天地之害。“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 (56) 这里的利害，都是对人而言。天地产生的利害，不由人来决定，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人力也很难对抗天地的威力。因此，对于具有规定性意义的天地，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既崇拜又畏惧的心理。在《吕氏春秋》里，这表现为一方面赋予天地神圣的品德，而不敢对天地有何怨言；另一方面把天地的品德，作为人世间应当效法的道德。如“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 (57) 天是循环往复的，如同圜周，所以天道圜。万物界限分明，各司其职，所以地道方。这是用人对自然现象的感受来推演和比附天地的德性。“天道圜，地道方”的结论意味着人世间也应如此。因此，后文指出：“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58) 从天地的德性引申到君臣的德性。又如“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59) ，这是赋予天地无私的德性，后文则认为“王伯之君亦然” (60) 。又如在说明君主必须诚信的道理时，《吕氏春秋》说：“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 (61) 春夏秋冬，风雨暑寒，这都是自然的客观事实，具有规律性。人类如果善加利用，就可以改善生存环境。但在《吕氏春秋》里，强调更多的是天地自然的赐予、恩惠、善德，以及人对天地自然运行法则的遵从和丝毫不敢悖逆。而对人积极地改造自然、客观地分析自然的利弊等方面，则或着墨不多，或有意回避。这实际反映出，一方面人的环境意识已经觉醒，知道认识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只能对自然现象作出非常有限的解释和改造。
第三，将人与自然看成一种交互感应的关系，并将人的道德行为视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及将环境的美好与否视为天人感应的反馈依据。
《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天人既然是一体的，自然与人就会交互感应。“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 (62) ，意思是说，物类相同的就互相吸引，气味相同的就互相投合，声音相同的就互相应和。所以“以龙致雨，以形逐影”，用龙就能招来雨，凭形体就能找到影子。通过这些话语，我们可以看出，这仍然是一种接近联想和类比的思维，诗意多于理性，神秘多于科学。《吕氏春秋》里还记载了两件事情，足以说明天人以道德为根基的感应。
其一：
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 (63)
这段话是说，文王卧病在床五天而地震，百官都很害怕，希望文王将灾祸移走。而移走的方式就是发动民众，增筑国都城墙。而文王认为，出现地震这种灾异，是“以罚有罪”，而他自己就是罪人，如果兴师动众，则会加重他的罪过。于是他改过迁善，修整礼法，礼贤下士，没过多久，病就消失了。这就是说，《吕氏春秋》认为，地震并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妖”，是天用于责罚君王过失的手段。而君王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实现与天的交互感应。
其二：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当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荧惑不徙，臣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 (64)
这段话是说，宋景公时，火星出现在心宿，宋国太史子韦认为，这意味着上天要降下灾祸给国君，但可以想方设法把灾祸转移到宰相、民众、农业收成等之上。而宋景公则认为，不应该将灾祸转嫁他人，而应该自己来承担，表示愿意牺牲自己。在宋景公作出这一举动后，当天夜里火星就退了三舍，宋景公的寿命也相应地得到了21年的延长。这一事例同样表明了：一、自然现象与人世间的吉凶关联；二、这种关联是动态的，可变的；三、关联的主体是国君；四、关联变化的根据是道德。
因此，《吕氏春秋》认为，要实现天人感应的良性循环，就必须保持和增进道德。如果不注重道德，恣意妄为，那么就会“众邪之所积，其祸无不逮也。其风雨则不适，其甘雨则不降，其霜雪则不时，寒暑则不当，阴阳失次，四时易节，人民淫烁不固，禽兽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谷萎败不成” (65) 。也就是说，上天会将人类置于一种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破坏人类的生产，以示对人类的惩罚。如果已经出现了种种不利于人民生存的环境，而国君不知道及时改进，那么上天会以更加严酷的自然灾害来责罚。“国有此物，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其残亡死丧，殄绝无类，流散循饥无日矣。” (66) 上天的责罚会一直到国家灭亡，君子死丧，人民流离失所、遭受饥荒的地步。
《吕氏春秋》的这种天人感应，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相比，明显带有非理性的、宗教的敬畏色彩，既是阴阳家学说的体现，也是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的先声。《吕氏春秋》还基于天人感应的理论，非常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影响后世王朝更替的“五德终始”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 (67) 从天，也就是自然来看，其具有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反复的特点，既然自然是依照土胜水、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 水胜火的次序，那么人类社会也应该按照这一次序更替。于是黄帝以土为德、大禹以木为德、商汤以金为德、文王以火为德，战国要实现一统，必然是以水为德。而后来秦国也确实崇奉阴阳家的这套说法，以水为德，取得天下。这套学说从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很明显是荒诞不经的，但是放在历史的脉络里，它可以起到约束君权的作用，尤其是祥瑞和灾异之说，变成了当时一种被普遍认同的社会心理，能够对专制社会起到警醒、缓和、调节的作用。其虽属无奈之举，但也有不可抹杀之功。尤其是帝王将相见祥瑞则喜，见灾异则惧，无意之中促进了古人对生态的保护，也提高了古人对生态恶化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