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立场确立下的文学课程教学的应然方向
如上文所说，立场决定观点与方法。明确了文学的人民性立场，明确了当代社会主义文学、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决定着我们对于文学、文艺，对于当代文学、文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文学、文艺的根本性看法。这个根本性看法也就是我们对文学、文艺的根本观点，是对于“文学、文艺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特定意义上的回答。当前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在回应、阐释“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把它区分为三个维度，即表述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这样的表述和阐释自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它超越了特定历史阶段的习惯性看法，不再对文学作单一性的描述与界定，即有效克服了问题探讨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它打开了一扇门，追求对象阐述、问题解决的多样性。也正是这样的多样性图景的呈现，为我们确立文学研究的多维度视野提供了某种启发；换言之，我们应该基于更为明确、合理的文学观念、理念，确立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多向度可能。这时，我们就可以说，文学的维度是多面向的，有文学的审美维度、文学的社会历史维度、文学的伦理维度、文学的生态维度、文学的生命维度、文学的语言维度，亦有从文学的人民性立场的确立而可以加以明确的或确认的文学的政治性维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说，坚持文学的人民性立场蕴含着某种意识形态要求，从而保证了文学、当代文学、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政治品格。毋庸置疑，这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乃至在所有的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都是需要加以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实，坚持文学的人民性立场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优秀文化传统。《论语·为政》中有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些诗表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情感。我们说杜甫的诗总体上具有“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表现为一种“诗史”情态，最根本的是因为他的诗作书写的是人民的真实生活，并饱含着对苦难人民的深刻体认与同情，在体认与同情中更彰显出一种批判性力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强调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这样的文学主张的确立，是与其内在地坚持文学的人民性立场存在密切关联的。鲁迅是一个战士，弃医从文，以文学为“匕首”、为“投枪”，视文学为改造国民精神的“灯火”，在激愤与期许中传达出的正是其对普通国民的热忱。赵树理的作品卓具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我们明白，它之所以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审美风范，就在于赵树理的创作坚定地植根于人民的生活这一现实基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固然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根本性推动力量无疑是作家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立场，这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着相当突出的体现。在当下的深层次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必须自觉地将这一中国文学的优秀文化传统融入文学课程教育教学全过程，这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课程思政工作的有效途径，其彰显的当然是更为鲜明的育人价值取向。
在文学课程教学中，明确确立文学的人民性立场，最根本的、最直接的无疑是深度对接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性要求的需要。那么，当前教育改革的根本性要求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一命题的回应，自然需要关注到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也就是说，明确当前教育改革的根本性要求需要围绕着对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直接回应来进行。我们明白，教育首先是培养完整的人，其次才能培养有用的人，最终是为了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最首要的、最具引领性和构造性的是立德，立德才能树人，这也正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与时代使命，其表现出极为鲜明的伦理文化价值取向。相对于其他门类的课程而言，文学课程因其人文学特质，而更具开展道德教育、德性培育的可能。在前文，我们已然明确，确立文学的人民性立场，意味着对必要的文学伦理的某种坚执。有了人民性立场，文学生产也就有了根本的发展鹄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进一步说，确立了文学的人民性立场，在文学课程教学中，践行以德立人、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有了根本的规范以及由这种规范而彰显的明确且合理的方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谈的只是对文学人民性问题理论上的一些宏观认识，以及因之而引发的文学课程教学实践的几点原则性要求或者说文学课程教学实践应然方向的几个维度，更为明确而具体的展开尚需在相关理论研究与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持续深化，以更为有效地开展符合时代性发展要求、具有明确育人目的的文学课程教学实践。